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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曾国藩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的必然性与被动性
文瑶
[摘 要]
曾国藩既是一名传统的理学家，又是以学习西方长处以图自强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发轫者。是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及由此导致的思想上的变化，使曾国藩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有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与被动性，促使这位理学家迈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艰难的第一步。
[关键词] 曾国藩 西方科技 必然性 被动性
我国的近代化进程，首先是从科技开始的，而曾国藩又是我国科技近代化过程中的开拓性人物。对于曾国藩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个造诣颇深的理学家这一点，学术界向来没有太大的分歧。但这位正统的理学家在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一面坚定防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一面又宁肯背着“离经叛道”的骂名，在一片质疑和责难声中积极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率先发起了旨在自发图强的洋务运动，使我国艰难地迈上了近代化历程。其间理学家与洋务派的双重身份，使曾国藩招致了更多的争议。本文正是立足于近代科技在中国艰难发展这一角度，通过分析曾国藩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他个人因环境所变而随之产生的思想变化，来了解曾国藩的这种双重性，进而把握他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的必然性与被动性。
一.大势所趋—曾国藩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的国际因素
西方科技自16、17世纪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随着哥白尼、开普勒、伽俐略、牛顿等科学家在力学、天体运行等方面的重大发现，西方人的思想也逐渐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发现以其日趋精密的科学仪器、大量无可辩驳的精确数据、以及理性缜密的思维摧毁了教会在思想文化界至高无上的威信，历来构建在教会宗教信仰之上的上层建筑也随之轰然倒塌，整个社会就从信仰危机开始导致了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
18世纪英、法、美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先后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摆脱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17、18世纪的科学技术，为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发现和发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最先开始了工业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描述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的情况时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P256）
16、17世纪开始迅速发展的西方近代科技，它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最终也将中国纳入了这一变革的大体系，成为导致近代中国急剧动荡的主要因素。众所周知，科技带来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生产力的飞速提高，也使得资产阶级需要开辟更为广阔的市场及原料产地。经马可.波罗渲染后的中国因其地大物博更显得具有超常的吸引力，西方人完全有理由坚信在这一遍地黄金的富饶国度里，可获得简直无法想象的机会和财富。而国内资本主义的急剧膨胀时刻刺激着他们的侵略欲望，这种侵略欲望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与日俱增。在马噶尔尼、阿美士德等人使华均以失败而告终后，西方人才发现要依靠正常的外交手段和合法的贸易途径打开这一古老帝国的大门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这时他们开始显暴露出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伴随着欺诈、暴力和掠夺，将触角伸向了这一古老帝国，妄图不择一切手段地打开中国国门，获取所期望的巨大利益。1825年英国经济危机爆发，急于摆脱危机的英国资产阶级加紧了殖民扩张的步伐，通过英属殖民地印度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罪恶的鸦片贸易很快就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扭转为顺差，但这依然远远不能满足资本主义无止境的欲望。因为在曼彻斯特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眼里看来，如果能完全开辟中国市场，那么只要中国人的衣服下摆都增长一寸，他们的整个纺织行业就会因此忙个不亦乐乎、肥得四处流油。这巨大的诱惑力促使英法两国于1840年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并很快凭借先进科技——由此武装起来的洋枪洋炮的威力击败了腐败无能的清朝军队，威逼清政府签订了它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中的陪款、割地、协定关税等款项，意味着中国尽管多年来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但最终还是被无可奈何地打开国门，沦为了半殖民地。科技的威力往往首先在战争中显示无遗，面对着从心理上多少还感到有些不屑的“夷人”，包括曾国藩等传统士子在内的国人还是不得不惊恐乃至最后折服于他们的“奇技淫巧”——这已被当时视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一部分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迫切地希望学习、引进这种技术以图“师夷长技以制夷”。
西方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就是以这样一种必然的方式波及到了中国，也许当时的国人根本无法预料近代科技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摧毁一切坚固无比的封建樊笼，但毫无疑问它引起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剧烈的思想震动，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社会变革。
二.举步维艰—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
及曾国藩学习、引进西方科技的国内环境
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思想理论体系既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紧密结合，又因鼓吹三纲五常，维护既有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使得封建统治者对其推崇备至，但它阻碍和禁锢科技发展的致命点是其一贯的重农轻商、重文轻技，由此形成的强大的惯性和惰性势力根本容忍不了丝毫的变更，而长期以来“中央大国”的虚骄心理又进一步助长了这股本就顽固异常的势力。因此，在16、17世纪之前，科技尽管因其巨大的实践性在中国持续发展并一度在世界上取得领先地位，但这种发展是以不动摇其基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及思想文化观念为基础的。一旦发现对现行的体制有所动摇，顽固性势力的阻挡就会迫使近代科技在中国寸步难行。正因为如此，16、17世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西方科技，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太大的影响。由于传播途径的狭窄即主要通过传教士的传播，以及如上所述的根深蒂固的惯性与惰性势力的影响，科技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缺乏最基本的发展动力，民众对西方近代科技传入的漠然与抵制也因清政府高压的文化政策及闭关措施达到了极致。
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天朝上国”不仅被外夷用鸦片和先进武器打开了国门，且被迫签订了赔款割地的城下之盟，这使一些敏锐的中国人感到他们此时所面临的对手，不仅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而且是以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这对于向来夜郎自大的中国人来说，与其说是一场灾难，不如说是面临残酷现实的痛苦抉择。决择的被动性和无奈性与西方科技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使得这段历史显得格外沉重。一部分先进的士大夫开始审视国情，分析形势，研究夷务。早在19世纪上期，林则徐、梁梃楠、徐继畲等分别著书《四洲志》、《合省国书》、《瀛寰志略》，介绍西方的地理、经济、文化、制度等，这无疑为当时思想沉闷、坐井观天的中国人注入了一方方清醒剂。魏源更是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所以事实上，在曾国藩发起洋务运动之前，一些有识之士要求学习西方近代科技，以抵御西方坚船利炮的呼喊已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潮流，震撼着古老沧桑的中国大地。
而此时国内农民战争的此起彼伏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环境的复杂性，尤其是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更使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窘迫境地。太平天国横扫半个中国，在南京建立了与清政府相对峙的政权，随时都有可能颠覆清朝的统治。“这是摆在清朝统治者以及曾国藩面前的一个不能回避又不能妥协的政治现实”，[2]p(13)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他们首先要做的是继续保持目前的统治地位。西方列强的入侵，只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尚未达到亡国的地步，只要他们尽可能地满足西方国家的要求，就可获取暂时的安宁。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下，清政府将战略重点放在了镇压太平天国上。
“科技的重要性，往往在战争中先认识到”，[3]（P5）谁拥有先进的武器，谁就占有有利的战机。交战双方都意识到了这点，开始注重西方科技的引进。外人评论李秀成“最关心的是外国武器”。[4]
事实上，太平军早期就向西方国家购买新式军火，初次进攻上海失利后，更加紧吸收洋人训练军队，使用洋枪洋炮。1861年太平军雇佣的西方人就有104名。1862年1月，在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麾下三万名进攻吴凇的太平军中，西人增加到200多名。太平军占领的苏州早有西人帮制军火，长江入海处的太仓就是太平军的军库和炮弹厂。介于苏州和太仓之间的昆山，也有由两个英人经管的专制大炮、开花炮的军火厂。而太平军制造洋枪洋炮，亦多倚赖洋人。曾国藩曾提及被太平军的先进武器击败的场面：“逼城太近，被贼以洋枪阻止。”[5]（P4138）（《奏稿七》）咸丰朝《筹办洋务始末》中详细记载了太平军对西方科技的引进情况：“据吴健彰（苏松太道）禀称，盘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人身上搜上夷书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国等字样，当即拆阅，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呐吐致镇江逆罗大纲一书，又附带上海逆首刘丽川逆书一件。讯据船户王阿莫等供称：系夷人雇装兵强至镇江卖给贼匪者。”[6]（P2-3）由此可知，太平军早已通过向西方购买近代新式武器装备军队，并在这一过程中直接聘请洋人为其服务。因此，要想与太平军抗衡并最终将其镇压下去，曾国藩就不可能再抱守陈规，一味地强调战争胜负在人不在器的陈词滥调，那只会落个落后挨打的局面，将创建湘军的多年心血付诸东流。而蚌鹬相争，渔翁得利，英、法
美等国在战争初期既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华攫取了大量利益，又宣称所谓的中立，乐得利用中国的国内战争向双方兜售新式军火，大发战争横财。
国内形势的变化将曾国藩进一步推向了历史前台。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在最初从来没有打算依靠地方性的团练武装为其力挽狂澜。当曾国藩创办的湘军在各团练武装中异军突起时，抱满汉之畛成见的清政府还担心成尾大不掉之势，从不敢给予曾国藩以地方实权。而清政府素来赖以为砥柱的正统军队八旗、绿营军面对势头正猛的太平军，不但不能冲锋陷敌，反而愈来愈腐败堕落，以致到了闻风溃逃的境地。依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朝廷的这些正规军已是“不甚得力”，只能“赖募勇以戡乱。”[7]（P7192）（《奏稿十二》）曾国藩的处境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得到了改变。1860年5月江南大营再次被太平军瓦解，相权“肢体之害”与“心腹之患”的轻重后，清政府统治者才清楚地意识到要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除了依赖曾国藩的湘军外已别无良策，因而开始对曾国藩委以重任，于1860年8月正式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曾国藩首次拥有了督抚大权。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驾崩，西太后慈禧与倾向于洋务的恭亲王奕讠斤
随之联手发动宫廷政变，掌握了朝廷实权，自此更加强了对曾国藩等汉人大臣放手大胆的使用，同年10月，清廷命曾国藩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皆归其节制，曾国藩也从而结束“打脱牙齿和血吞”的被动局面，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全力以赴镇压国内农民起义。诚然，这又无疑为曾国藩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就这样，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张力共同作用，促使曾国藩走上历史舞台，并开始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以达到抗侮御内的目的，由此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三.顺应时势——曾国藩个人思想发展脉络
曾国藩出身于湖南湘乡农村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家庭。与众多传统的读书人一样，曾国藩，包括他的祖辈、父辈们迫切希望他通过科举走出偏远的农村，迈向光宗耀祖的仕途。这也使曾国藩从小受到了系统的封建教育，教育内容当然不外乎是围绕科举八股取仕而展开的四书五经、封建伦常等。儒家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给曾国藩极大的影响，以致成为他以后生活的座右铭，忠君报国的思想已在曾国藩身上打下深深的烙记。当然，这期间曾国藩没有可能也无机会去接触和接受新思想、新事物。
如愿以偿迈入仕途后，居翰林院的曾国藩师从两位理学大师唐鉴、倭仁潜心讲习理学，于程朱理学的造诣也在这一时期日臻完善。曾国藩是极其渴望达到“内圣外王”的完美境界的，这使得曾国藩很多时候具备一种让同时代人所折服的人格魅力。他对于封建君主专制及理学无限虔诚，以及由这种虔诚而导致了他克己奉公、清正廉明、尽忠尽孝的品质，从而成为了当时京师一名颇有名气的理学家。
儒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它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的思想基础，在我国漫长的封建进程中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总能配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根据历史的新变化而对内部加以适当调整，这就导致了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它强调注重实际问题，主张学以致用、突破空守侈谈义理性命的藩篱
。特别是在湖南，渊远流长的湖湘文化在明末清初经王夫之等人的传承后越来越关注国计民生等实际问题。道光年间，祖籍湖南安化的两江总督陶澍积极改革盐政、漕运，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经世官员。同时力主改革弊政的湖南官员还有贺长龄，他委托魏源撰写的《皇朝经世汇编》内容涉及经济、行政、军事等各个方面，实质上成为当时经世致用思想的总号令，湖南也因此成为当时经世致用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地。加上曾在思想界引起飓风的龚自珍，备受众人敬重的禁烟官员林则徐，这股与政治现实互相呼应的经世致用思潮都不可能不给曾国藩及聚集在他周围的湖南士子以深刻影响。因此，尽管大多时候曾国藩奉行着一种近乎犬儒式的苦行生活，但与后者摈弃文明的出世思想相比，曾国藩是积极入世的，除了希望通过这种苦行生活来锻炼自己的修为外，曾国藩并不摈弃文明——倘若文明的手段能带来处境的改善，入世的曾国藩又有什么理由去摈弃它呢？
曾国藩变得愈来愈关注一些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由于厌恶了繁琐无用的穷究考据，曾国藩成为了学风严谨的桐城学派的领袖，他明确提出将义理、经济、考据、辞章溶于一炉。“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8]（P4）（《书信一》）没有沉溺于心性之谈，而是着意于实行、实功、实用，这就是曾国藩与其他传统士大夫截然不同之处。谋得官职但并未取得实权，只能空怀治国之道潜心治学的曾国藩将眼光投向了他日渐关心的实践层面，同时，儒家对君、对国的责任感也刺激着这位理学家追求政治的热情，这在他上递的几篇奏疏中可见一斑：道光三十年（1850年）他在《应诏陈言疏》中，痛斥了当时官场的琐屑、颟顸恶习，提出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的人才选拔办法；咸丰元年（1851年）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曾国藩抱着对君对国的一股赤诚，冒险向咸丰进谏，直接批评了咸丰帝，希望咸丰戒“骄矜”之气以杜朝廷“唯阿之风”。因言辞犀利触怒了咸丰，幸得祁隽藻、季芝昌苦苦求情才免获罪。有过此次碰壁的曾国藩并未停止他对时政的关注，此后又向咸丰上递《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力陈与百姓紧密相关的租收、银价等经济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但曾国藩满腔热忱的奏稿，并不可能使当时江河日下的社会风气有所改善。他是多么渴望以己之力将崇奉的理学与政治紧密结合（这在曾国藩后来的治军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以完成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人生价值。因此，尽管号称为封建的卫道士，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但儒家的进取性、开放性因素及经世致用思潮为曾国藩引进西方科技奠定了思想基础。
然而，真正促使曾国藩迈出近代化的尝试还是在于时局的动荡及个人身份地位的变化。应该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身为翰林院学士的曾国藩对资本主义贪婪本性的认识是不够的。他道光22年（1842年）给祖父母的家信还谈到：“自英夷滋扰，已历三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知道，孰不以为上策哉？”[9]（P33）（《家书一》）天真幼稚地希望用一纸和约阻挡西方国家入侵的步伐，这恐怕是当时大多数人的心理，曾国藩也没有免俗。但通过首次鸦片战争获取了大量利益的英法诸国并未满足，无止境追逐利润的欲望促使他们于185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期进一步打开中国国门攫取更多的利益。而早在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就因母丁忧回原籍湖南湘乡，之后受命在湖南筹办团练以应清廷不时之需。经过几年苦心经营，曾国藩建立了一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军队——湘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身为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对英法等国的入侵尤感悲愤：“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10]（P660）（《书信一》）何以昔日的蛮夷之国如今能任意欺凌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当天朝大国的美梦被鸦片和大炮击打得支离破碎时，一些对国家、对民族怀着强烈忧患意识的中国人开始深思。冯桂芬于1861年写《校分阝庐抗议》一系列政论，对诸内政予以了尖锐的批评，对于当时的形势及中西的差距进行了详细地剖析，痛感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的事实，并提出了一套自强自救的计策。可以推测的是，这一系列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的政论，且是由与曾国藩交往非浅并一度在曾幕府中效力的冯桂芬所发，经世的曾国藩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他的思想在此时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惟夷欲无厌”，[11]（P7238）（《书信六》）对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有所认识，从心理上加强了对西方国家的防范和戒备。其次，清醒地认识到已客观存在的中西差距。“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12]（P622）（《书信一》）
“查大西洋英、弗、咪各国，恃其船坚炮大，横行海上。”[13]（P1270）（《奏稿二》）这些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海面上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它所凭借的正是坚船利炮，是先进的近代武器。这样，曾国藩至少承认在器物层面上中国不如外国，希望从西方各国购买新式武器，引进先进技术。在进入了购买并仿造洋枪洋炮的实践层次后，曾国藩更深感东西方的差距之大：“今中国轮船甫经修造，尚不尽如洋人兵船之式。洋枪洋炮甫经操练，亦不能及洋人技艺之精。”[14]（P7032）（《奏稿十二》）因此，曾国藩认为学习西方科技不是短期内可以办到的，要作长期性的准备，须“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方可“捍御外侮，徐图自强。”[15]（P7032）（《奏稿十二》）而当时清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制定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方针，并赋与曾国藩军政大权后，作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所肩负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镇压太平天国。前面已经阐述，太平天国拥有优良的武器装备，并且雇佣西人引进西方科技为军队服务。经历了“屡败屡战”的曾国藩，虽然一方面依然强调战争胜负在人不在器，一方面，又上奏道“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16]（P1601）（《奏稿三》）并开始抓紧购买西洋船炮，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仿制、自制新式军火，以达到安内攘外的双重目的，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由此发韧。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处于一种相当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一是科技在西方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且因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大肆向外扩张，并凭借用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近代化武器打开了中国国门，妄图把中国变为完全控制之下的殖民地，使其成为廉价的原材料产地和巨大的商品倾销市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17]（P272）这就意味着中国只能是毫无选择地选择文明来求得生存，我国进行科技近代化已是大势所趋。客观的事实已是如此存在，虽然当时曾国藩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弄清中国何以被卷入“文明化”的根本实质，但至少有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观愿望。而刻不容缓镇压太平天国的重担，进一步将曾国藩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二是科技在中国的发展受其惯性和惰性势力的影响异常缓慢和艰难。又因为西方近代科技向中国输入方式的特殊性，国人对它的抵触情绪也在本就有的惯性和惰性势力支撑下更加强烈。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包括屈服了的统治最高层，夹杂着防范、敌对、排斥、仇恨各种情绪，筑成了一道坚固难攻的墙，抗拒着来自西方的一切。“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18]（P9）这恐怕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心态。一方面，顽固地喊着“不必学”，以满足长期以来的虚骄心理；另一方面，又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认为“不能学”，担心被外族同化。守旧派以“战争胜负在人不在器”的论调来维持他们实际上已威风扫地的尊严和荣誉感
，借以缓解被“奇技淫巧”轰开国门的尴尬与失落。当曾国藩扯起“师夷智”的旗帜发起洋务运动时，他毫无例外地遭受了这股源自因困境而变得更加顽固异常的守旧势力的强烈反抗。
但国外西方势力的大肆入侵与国内农民起义的浩大声势，是以战争的威力迫使我国引进、学习西方近代科技势在必行，这就使我国的科技近代化带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和被动性。迫在眉睫的紧迫性与被动无奈的抵触性交织成一个巨大的旋涡，将曾国藩身不由己但又是势在必然地卷了进去。他已随着时势变化由一名苦究义理的封建士大夫逐渐成为一名关注时势的经世文人，乃至最后成了手握东南半壁江山的湘军统帅。身份地位特殊的他如欲成就功名，除了引进学习西方近代科技外已别无选择。非人物造就时势，而是时势造就了人物，这也注定从一开始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就已深深地打上了他所处时代的印记。
作者简介：文瑶，女，（１９７３－），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２００４级研究生。
[1][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
[2]文瑶:王夫之民族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J].船山学刊,2006.2
[3]罗素:西方哲学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6
[4]王崇武、黎世清：太平天国史料译丛[M]，神州国光社
[5][7][8][9][10][11][12][13][14][15][16]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0.6
[6][18]筹办夷务始末[M]，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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