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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曾国藩的革新开放思想
（彭爱华 郭萼）
【摘要】：曾国藩作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名人，关于他的各种著述已很丰富。本文主要论述他的革新开放思想及其有为表现，并论证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
【关键字】：曾国藩 革新 开放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于他为官、用兵、处世、治学、修身、齐家、理财等诸方面，是是非非，前贤今人均有较多的探究，而对其革新开放思想则缺乏相应的认识，故本文欲以一己之管见，期收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 革新开放思想及背景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革新”指“革除旧的，创造新的”；“开放”指“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因而“革旧创新”总的来说就是“革除旧的，创造新的，并解除与社会不相适合的封锁禁令和思想，开启民族发展的未来。”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面对阶级斗争的巨大风暴,社会的动荡不安,曾国藩一方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战争中,另一方面却对清政府的腐败行为极为不满。认识到不进行全面的改革,是难以维护清朝的统治的。因此，他无论是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还是在平时的官宦生活中，都能注重改革，除弊兴利。特别是他利用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所取得的权力，在自己管辖地盘内，努力进行改革。
作为近代中国的名人，革新开放理念是他思想的灵魂和精髓。是在当时中西文化激烈碰撞、西学逐渐东渐的大背景下，他站在时代的前列，把捉时代的命脉，率先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革新开放思想。
二、 曾国藩革新开放思想的内容及有为表现
曾国藩在《杂著•劝诫委员四条》中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曾国藩的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下面就其改革的主要方面进行论述。
（一） 改革旧的军事思想——创建湘军
清代中叶以后前的朝廷军队，除了八旗兵以外，全部属于绿营。入关以后，八旗兵养尊处优，习惯骄气、懒惰，勇猛的气势，日渐消沉。所以在三次抵抗外夷之战，全无效用。三藩战役过后，绿营兵虽然替代八旗兵而兴盛，而朝庭却一天比一天腐败。这一点可以从王闿运《湘军志》中了解到：“自军兴，绿营将帅，虽统率几千调度之兵，然武器窳钝不堪用。彼等以地方州县之人夫，搬运其武器锅账，徒征发民家族店，使居人惶怖，而恨其不去。其遇敌也，先作低矮之垒壁，居于其中，而营门之负败，则往来杂糅焉。诸将帅虽欲划一而不能。惟满蒙军稍整齐，而骄傲贵倨，虽督抚不能易置之。无已多使用绿营，而其弊又如此！”
王定安《湘军记》亦云：“自洪、杨倡乱，大吏久不习兵。绿营訾窳骄惰，闻征调则惊号，比至前敌，秦、越、楚、燕之士，杂糅并进，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号令岐出，各分轸域，迄不得一兵之用！”从这些记载，我们就可看出当时军事是何等废弛。
曾国藩治军思想、方法就是针对当时军队存在的弊端而决定的，为了整肃军队的形象，达到拔乱反正的目的，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旧的军事思想。
第一、组军思想。曾国藩目睹晚清绿营将领浮滑巧伪之风,
认为要改变原有的面貌，必须另树旗号，如他在给文任吾函云：“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书札》卷二）也就是说，他要训练一支生死与共、纪律严明的军队与太平天国相抗衡。
首先要以封建道德观念即以儒家仁义忠信思想，从精神上武装将领，使之成为忠将、良将，从而无负君父家国之望。他说：“今欲图谋大局，万众一心，自须别开生面，崭新日月，专用新招之勇，求忠义之将”
[1]。曾国藩认为满蒙贵族，绿营将领几无一人可用,“旧求满蒙宗藩勋旧之中，则旧科难改；若求之汉人卿相督抚之中，则殊乏妙选。”[2]他“念营将积弊不可用，纯用书生为营官，率诸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3]
在“忠义血性”的前提下，曾国藩还提出了一些标准，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4]
其次重视选取将领和士兵。他说：“将领之道必须身先士卒……又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羡号令风雷之象”。
[5]曾国藩十分重视一个“勤”字，他说：“营官之要全在一个勤字。训练勤，则弱卒亦成劲旅矣；稽察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6]对于士兵，他认为要“选士人，领山民。”（王定安《湘军记》），儒门出将，山农为卒。他认为湘乡将领有着孔孟儒学的深厚根底，湘乡山农有着刚毅悍勇的地方性格。曾国藩把这两种人的基本素养融为一体，升华为富有地方特色的湘勇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核是“血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忠诚明义，救国之危；二是合力同心，拼搏激进。前者是儒学伦理的精髓，后者是地方性格的发扬。他用这种“血性”精神教育将士，将士“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危。”
第二、严格编制。军队有严密的编制，才能有节制，从而作“上下相安，臂指相使，莫敢有为”，形成整束的部队，具有严明的纪律。湘军采用戚家军以队为基本单位的编制：“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四哨为营。”这种编制,从作战角度看，能适应当时各种兵器，充分发挥各种火器及长短兵器的效用；从对军队的节制看,由于湘军采用了“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兵，以次而下，帅不为制”的选拔方式,“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7]
第三，训勇之法。曾国藩练勇之法在中国史上堪称典范，他的训勇之法充分体现了勤操苦练、视兵如子的思想。如“……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弁兵讲，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令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之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8]正是由他的“点顽石之头”和“苦口滴杜鹃之血”的诚心，才感化了众将士，成为后来打败太平天国的劲旅。至于练勇的具体思想，曾国藩说：“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15]他认为要以管带子弟的方式教育士兵，把他们训练为对封建礼法绝对服从的工具。
第四、治军思想。首先严明纪律，规定各种纪律几十条，严禁将士吸食洋烟、赌博及奸淫。如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责革，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凡打牌、押宝等事既耗钱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断无不误军事之理。”吸烟、赌博“全是一种暮气”,暮气必败，故必严禁。其次进行爱民教育，不许兵勇欺压百姓。曾国藩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要义。除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搔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
他告诫部将说：“总宜时时警省：以爱民为行军第一要义”。他所说的“爱民”就是“不扰民”，体现在他的“八本”格言中“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9]为此，他“特撰爱民歌，令兵勇读之，歌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去账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军事与民如一家，干记不要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10]并且将它列入《营规》的《禁扰民之规》），作为军法执行的纪律。爱民不能仅限于口头，官吏要‘廉洁’。曾国藩反复告诫那些将领,“居官以不要钱为本”。所有将士不得“强掳民夫，强占民房。”如有违抗者，“即行指名禀明，军法从事”。
（二） 开创近代军事工业的新纪元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批地主阶级改革派认识到，中国的军事武器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因此，要想达到“自强”的目的，就必须以军事工业为突破口。曾国藩在咸丰11年7月18日奏折中写道：“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怪而不惊，在英法亦失其所恃。”因此他强调，“自强”应该从军备的近代化入手。他看到当时虽然已经与外国签订了一些“款议”，但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在军备上决不放松，“驭夷之道，贵识夷情……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夷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他还进一步认为，全部购买外国的武器是不行的，这样往往会丧失主权，受制于人。只有“……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要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因此，大量西方武器的购买及军工企业的创办，加速了中国军事装备近代化的进程。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安庆机械所，这是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虽然其规模不大，但毕竟是中国近代化军事工业的开端。在机械所内，曾国藩提出了“始而演习，继而制造”的方针，成功的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此后，曾国藩又派容闳去国外采购了一百多种机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机械设备。自此以后，1865年曾国藩与李鸿章又创办了以制造枪炮弹药为主的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大型兵舰“恬吉”号，曾国藩为此曾不无自豪地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以后，又相继制造出了“威靖”、“操江”、“测海”等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兵舰。从中国用土法制造旧式船炮到采用新技术制造新式兵轮和枪炮，从规模较小的安庆军械所到颇具规模的江南制造局，这表明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于加速军事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改革旧的用人、育人思想，
第一个启用归国留学生（容闳）的朝廷官员。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受过新教育的熏陶，他从美国载誉归来，怀抱着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首先投身于太平天国，提出了一些富国强民的思想，但由于战争的原因，太平天国将领没有采纳他的带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容闳在失望之余，经人介绍投奔于曾国藩的麾下，没想到曾国藩对容闳却给予了重用。
第一,重视科技教育,培养科技人才
曾国藩是一个具有经世致用眼光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根据社会需要、致力于国富民强、力主学习西方。“使彼之长,我皆有之”办洋务,不能光靠“智巧洋人”。因而，他以厂矿为依托，创办技校，致力于培养新型科技知识分子。1867年,曾国藩视察江南机器局，容闳“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房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试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曾国藩“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技工学校。技校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官才”，而是造就一批懂专业的科技人才。学堂不是以科举选人才，也主要不是以孔孟之学教育学生故在教学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手段上,均按学以致用原则,配合应用科技教学。这本身就是对传统教育的否定,实际上已向几千年科举进士制度提出了挑战,为近代中国的科学教育起了奠基作用。
第二，改革旧的育人思想
曾国藩于同治10年7月3日奏折曰：“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本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学成而归。使本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西人学求实济，习见其器，躬亲其事。此中奥密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沏，而曲折无以自明。百闻不如一见，比物此志也……选材盖聪颖弟子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名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谋别业。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这是曾国藩临终前一年经过深思熟虑后会同李鸿章的联合奏折，折中对赴洋学生培养之目的、安排、选拔、管理等方面均作了详尽的论述，从而为以后加速中国的革新开放奠定了基础。
曾国奏派幼童赴美留学，开创了中国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的先河。这些留学生到了大洋彼岸，受到资本主义熏陶,逐渐摆脱旧文化的羁绊，接受资产阶级新思想。留美学生副监督容闳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留学幼童“终口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11]派遣学童出国留学，这对中国传统教育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引起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更新。并为国家陪奍了一大批有用人才，如詹天佑、唐绍兴等，对于中国教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思想也是由于接受容闳之建议，容氏《西学东渐》中有〈予之教育计划〉一章，中云：“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使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毎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
可惜曾国藩在第一批留学生出国前的几个月就病逝了，对于曾的逝世，容氏甚为感悼，并曾述及曾国藩对于中国教育之影响以及曾氏爱护教育之热忱于其书中。其言曰：“曾之逝世，中国不啻坏其栋梁，无论若何，无此损失巨也。时预备学校开学才数月，设天假以时，使文正更增一龄者，则第一批学生已出洋，犹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惜夫世之创大业者，造化往往不锡以永年，使得亲手创之事业之收矣！此种缺憾，自古如斯。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种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之教育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文正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速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脱高峰独耸于喜马拉雅诸峰之上，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予闻文正临危时，犹念念不忘教育事业，深望继己之李文忠有以竞其之志云。”[12]
三、曾国藩革新开放思想的意义
曾国藩成为近代中国革新开放思想的“元首”，开创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纪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革新开放作为曾国藩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探讨研究的目的在于发掘丰富其内涵，重新定位曾国藩革新开放思想的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现实中的借鉴意义。
在坚持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应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先进的思想理念。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以培人才，而图自强，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革新开放要从实际出发，为实践服务。曾国藩革新开放是戡平内乱，加强军事力量，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的现实需要，通过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最终达到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完整的目的。
革新开放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他奏请购买洋船后，每船工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柁、司火、其余即酌用楚勇，始以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由楚勇而参用浙勇，参用闽、粤之人，由上海而浙至宁波，浙至山东、天津、亦未必终不可出洋巡哨，观政海邦。曾国藩按照当时的财力承受能力和传习的需要，采取洋人培训骨干，再由骨干教其他人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战船作用则由江河至近海，最后到远洋的逐步推进战略，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在革新开放上的务实持重精神。
在与外夷的交往上，要分析不同国家行为处事的风格、目的，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对狡黠的英法实行回避，对有实力且自利的俄国则要提防，对“性质醇厚”的美国则尽量与之友好相处，在大国博弈中为国家谋取最大利益。
革新开放是一项长期的事业，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因而必须具备战略眼光。曾国藩在选拔培养出国留学生的问题上，他虽然知道自己在生之日短，但仍然在选材、管理、用才等问题作了15年的规划和各种周详的考虑，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做到了老成谋国、殚精竭虑。
参考文献：
[1]《夏江岷樵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三。
[2]《夏吴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七。
[3]王闿运:《湘军志•曾军篇》。
[4]《与彭莜房、曾香梅》,《曾文正公书札》卷三。
[5]《复李幼泉副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一。
[6]《朱守隆禀报接管湘前右管》,《曾文正公批牍》卷二。
[7]《湘军记•水陆管制篇》。
[8]《书札》卷二。
[9]《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杂著》卷二。
[10] 《杂著》卷二
[11]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9页。
[12] 《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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