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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正 廉 洁 曾 国 藩 目 录 前 言 上卷 曾国藩廉政文化之内涵探析 一、以勤为本，一生坚守 二、俭以养德，身体力行 三、爱惜民力，主张仁政 四、以严治家，从不怠慢 五、教子正途，不留余财 六、孝亲友弟，追求和谐 七、读书明理，不恃家势 八、吏治兴废，贵在得人 九、谦逊为人，戒骄去傲 十、整饬吏治，严惩贪劣 十一、与人为善，虚怀纳言 十二、清廉为官，知行合一 下卷 曾国藩廉政思想之来源探析 一、从古代廉政实践中吸收营养 二．从湘中地域文化中汲取精髓 三、从祖传家训遗风中得到启发 四、从曾氏治家之道中总结经验 五．从本身生存哲学中完善自我 馀 论 一、廉政文化的涵义 二、廉政文化的实践特点 三、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考 清 正 廉 洁 曾 国 藩 ----曾国藩廉政文化探析 前 言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立志安邦定国、做“国之藩篱”，便将原名子城改为“国藩”。他修身立德，把“内圣外王”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后来又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曾国藩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他给自己定下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座右铭，立志于“澄清天下”，救国救民。曾国藩作为清朝的一名忠臣耿将，力挽狂澜于既倒，成为大清的一根柱石。他在满清排汉的背景下能官居二品，穿黄袍马褂，正是因为他的廉政理念成就了他的独特的廉政文化，因而成就了他的事业。 曾国藩受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影响，坚持在历史中学习，在典籍中学习，毕生勤于政事，清正廉洁，住不尚奢，衣不尚新，食不尚精，几只旧木箱随他辗转南北。他肃贪官，严吏治，倡学风，开书局、办工厂，官德官声，可圈可点。在他一生的实践中，在他留下的家书、日记、奏折以及诗文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他无论做人、做官、做事，都能自修、自省，常怀自律之心，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而不致自毁长城、步入歧途。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晚上，曾国藩梦见别人得了好处，自己梦中羡慕不已。醒后却痛自惩责：“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可见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是特别严格的，连做梦也不许有任何杂念。他在日记里有一段这样的话：“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大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他在道光二十三年的《过隙影》中，郑重地写道：“当官以不爱钱为本，廉洁自律，方能上对得起天、皇上、国家，下对得起百姓、亲友、子侄。只要坚守一个廉字，就算做事偶尔有失公允，天也能谅。”平时，曾国藩在与兄弟、儿子的书信中,常常提到“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要晓得上岸”等,这就是他朴素思想的充分表现。 曾国藩做官几十年，不管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宫廷掌印染，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发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一生总是过着贫淡的生活，直到最后勉强凑足了一千两银子，寄回家中，还吩咐家人拿出四百两分赠给戚族中的贫困者。平时与同僚的往来，也从不携礼而入，也不允许别人送礼。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困难了，何况是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 他所写的日记，直到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曾国藩正是在逐日检点、事事检点的自律自省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事业的成功，走向人生的辉煌。他所秉持的居官之道——清廉、勤俭、谦逊、耐烦、谨慎、稳适，以及应戒昏、戒傲、戒贪、戒诈等，对于今人做人做事都有借鉴意义。 曾国藩一生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很多，他的勤劳、俭朴、为民、家风、钱财、忠孝、仕途、识才、戒傲、谦逊、禁贪和清廉等观念,充分体现了他丰富的廉政思想，构成了他独特的廉政文化。曾国藩的廉政思想是曾氏家族家风与当时社会实际、书本知识与自身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产物。 上卷 曾国藩廉政文化之内涵探析 一、以勤为本，一生坚守 【曾国藩家书精选】 能勤能敬方能兴家 【原文】 澄、温、沅、季老弟左右： 湖北青抚台于今日入省城。所带兵勇，均不准其入城，在城外二十里扎营，大约不过五六千人。其所称难民数万在后随来者，亦未可信。此间供应数日，即给与途费，令其至荆州另立省城。此实未有之变局也。 邹心田处，已有札至县撤委。前胡维峰言邹心田可劝捐，余不知其即至堂之兄也。昨接父大人手谕始知之，故即札县撤之，胡维峰近不妥当，亦必屏斥之。余去年办清泉宁征义、宁宏才一案，其卷已送回家中，请澄弟查出，即日付来为要。 湖北失守，李鹤人之父（孟群，带广西水勇来者）想已殉难。鹤人方寸已乱，此刻无心办事。日内尚不能起行，至七月初旬乃可长征耳。余不一一。 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实行此二字也，千万叮嘱。澄弟向来本勤，但不敬耳。阅历之后，应知此二字之不可须臾离也。 兄国藩手草 六月十八日 【译文】 澄、温、沅、季老弟左右： 湖北青抚台于今日进入省城，他所带的兵勇，都不准入城，在城外二十里扎营，大约不过五六千人。他所称有数万难民随他之后来到这里的话，也不可信。我这里供应数日，就给与路费，让他到荆州另立湖北省城。这倒确实是没有发生过的变乱局面。 邹心田处，已有信札寄至县里撤去委托他劝捐的事。先前胡维峰说邹心田可以劝捐，而我不知邹就是至堂的兄长。昨天接到父亲大人的手谕才知道，所以就用信札通知县里撤去。胡维峰近来办事不妥当，我也必定摒斥他。我去年办理清泉宁征义、宁宏才一案，案卷已送回家中，请澄弟清查出来，并即日送来为要。 湖北失守，李鹤人之父（孟群，带领广西水勇来的人）想已殉难。鹤人方寸已乱，此刻无心办事。我近日内还不能出发，至七月初旬才能长征。我不一一叙述了。 诸弟在家教训子侄，总须突出勤、敬二字。不论是治世还是乱世，凡一家中能勤能敬，没有不能振兴的；不勤不敬，没有不衰败的。至切至切。我深深后悔往日未能实行这二字，千万叮嘱。澄弟向来本着一个勤字，只是不够敬。有了阅历之后，应当知道这二字是不可须臾离开的。 兄国藩手草 六月十八日 曾国藩这封家书写于战火纷飞之地,他在与诸弟叙述有关事项后，不忘叮嘱在家教训子侄时,一要勤,二要敬。《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意思是说，勤劳、节俭，才能使国家发达，家庭兴旺。我国有举古语，叫做“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一个人良好的习惯，能导致命运的变化，这个习惯就是“勤”。因此，就有“天道酬勤”之说。曾国藩毕生以勤字自检，并与家人共勉，所以其一生实现了“立德、立言、立功”三大志愿。他的诸弟、子侄及其后代谨遵家法，历代兴旺昌盛。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劳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不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心操习技艺，磨练盘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已饥已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舟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 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劳作者，皆见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社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这是曾国藩于同治九年作的《习劳而神钦》的关于“勤”的一段精辟的论述，简直是天下第一的“勤”字文章。曾国藩很有政治远见，他把劳逸不均、贫富悬殊的问题，肯定为“此天下最不平等之事”。正因为这“不平等之事”，导致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成千上万的、一代接一代的底层劳动人民前仆后继，终于推翻了“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的“富贵之家”。他谈到的“勤则寿，逸则夭”的问题，正是他恪守一生的养身之法。他谈到的“勤则兴，逸则败”之理，是经历史实践证明了的齐家治国的大道理。四百余字，无一浮言大语，字字皆是珠玑。 “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曾国藩一直认为：不管是居家、居官、行军，都应该要以“勤”字为根本。天道酬勤，一个人不管他的资质如何，只要能勤奋、坚持不懈，才智自然就会一点一滴的积累下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荀子说的这个道理，就是教人以勤奋向上。 曾国藩每日自晨至晚，不断工作，不稍歇息。主要公文均亲自批拟，很少假他人之手。晚年右目失明，仍然阅公文、写作诗文日记。这里，我们看看他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七日自订的十二种功课： 1、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4、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5、读史：丙申购二十三史后，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6、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十月廿二日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做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在个人修身养性方面坚持以勤为本，他不仅自己一生坚守勤劳勤奋，还把“勤”当作教导子弟的经常性内容之一。在他他家书、日记、诗文中，到处可见他强调“勤”字和关于勤的内容。即使在他出山打仗之时，也坚持写信给家中的几个弟弟，要他们坚守勤敬的美德，并以这美德教育好后代。 儿侄辈总须教之读书，凡事当有处理。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慢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唯澄弟较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远艰难，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此乃一定之理，愿吾弟及吾儿侄等听之省之。 在治家教子方面，曾国藩更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一个“勤”字。他曾写信象讲故事一样对儿子纪泽说：曾家从高祖、曾祖时就代代早起，他曾见过他的曾祖父竟希公、祖父星冈公都是天没亮就起床了，在寒冷的冬天，起床后要约一个时辰才能看到东方鱼肚白。他的父亲竹亭公也是在黎明时就起床，碰到有要紧事时则不到黎明就起床了。他自己也是坚持黎明就起床，这样做就是想努力继承曾氏代代相传的“勤”字家风。 在曾国藩传世的宝贵财富中，“勤”字提得最多的要数他的家书中，他屡屡讲他自己如何恪守勤，时时提醒诸位弟弟要坚持勤，处处告诫夫人要带头勤，每每不忘教育子女要学会勤。咸丰四年七月，他家书中又将“勤”字与“敬”字并举提出： 诸子侄辈于“勤敬”二字略有长进否？若尽与此二字相反，其家未有不落者；若个个勤而且敬，其家未有不兴者，无论世乱与世治也。诸弟须刻刻留心，为子侄作榜样也。 曾国藩教育子侄守“勤”有硬性规定：“子姓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从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淫佚矣。”他对于妇女的勤劳也有具体的要求。首先是要慢慢养成勤劳的习惯：“此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之女，未习劳苦，由渐而已。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太骤，则难期有恒。”其次是精细安排：“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做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妇，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连儿子曾纪泽娶室入户，曾国藩也不忘写信给儿子嘱其转诫新妇，要她“学习编织酒食二事，要亲下厨房，讲求做酒食小菜。”曾国藩在南京总督府任内，其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还要织麻纺纱，很少间断，与达官贵人豪富之家妻女的生活，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这是同治七年，曾国藩为家中妇幼所订立的最后家规，也是他的传家之宝。他的这种家教方式，在封建社会中可谓是一奇观，就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生活日益富裕的今日，仍很有借鉴意义。曾氏家庭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持续百多年，代代均有人才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与其“勤”字家教的成功是分不开的。勤奋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一个懒惰的人是不会被人看重的。 在“勤”字方面，曾国藩不仅是其弟弟、夫人、及后辈们的榜样，也永远是后人的楷模。 晚清政府内忧外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国藩以勤奋自励，包含了一种倔的精神。他不敢预料事情结果会怎样，但只要他努力做了，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尽人事听天命”的思想。咸丰九年十二月，他在给好友吴廷栋的信中说： 弟近不课功效之多寡，但课每日之勤惰。来示企望鄙人于将来者，即以此语卜之，自揣此后更无可望。但当守一“勤”字，以终吾身而已。 曾国藩用他对自己两位兄弟的话说：“吾唯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对他来说，勤奋是报效国家的唯一途径。本着这样的原则，曾国藩可谓劳心劳力，以一“勤”字终其事。即使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 曾国藩祖传家训中就突出了“勤”字，如“三致祥”中的“勤致祥”，“八本”中的“治家以不晏起为本”等，都是教导后辈子弟不可偷懒，要以勤治家的重要内容。 以人事与天事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恧知。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骨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 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贯穿了“忠”、“勤”精神的一生。随着他的位高权重，他对自己的要求也越加严格，这是他晚场善收的主要原因。同时，曾国藩意识到：位高权重，就要多做些事，才能名实相符，不枉国家重用之意。“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这是他的具体写照。 曾国藩成名之后，对自己的日常要求写下这样的时间安排： 上半日：见客，审貌听言，作折核保单，点名看操，写亲笔信，看书，习字； 下半日：阅本日文件，改信稿，核批札稿，查记银账目； 夜间：温诗、古文，核批札稿，查应奏事目。 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对每日所为的内容也作出了具体安排： “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殚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入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徽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 曾国藩早年身体较好，对幕僚的依赖也少，“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同治三年七月，曾国藩亲阅“忠王”李秀成“亲供”，他在家书中说：“伪忠王自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两日内看该酋亲供。”李秀成不以文才见长，其供词中当有不少笔误或错别字，这阅读供词的事，完全可由心腹幕僚代劳，可曾国藩亲而为之，其勤就足可说明了！即使到了晚年，曾国藩的“身体大不如前”时，他还是对自己的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一段很有价值、耐人寻味的话： 阅汪耀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汉臆说》、《梦痕录》等书，直到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驰，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把延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酉刻，幼泉来谈，阅本日文件。夜阅批札各稿，二更后温《古文.气势之属》。四点睡。因将分内职事定一常课，作口诀曰：“午前治事，午后治公文；有客随时见，查阅勤出门；二更诵诗书，高吟动鬼神。” 曾国藩为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重臣，深受道光皇帝知遇之恩。道光皇帝极力提倡克勤克俭，于辛巳年还题写了“恭俭唯德”的御笔。曾国藩对他的做法至为推崇，并以此躬行终身。他终生以“勤”为立身第一要事，读习尚勤治家尚勤，治国更得以勤。可以说，没有勤奋，就没有曾国藩一生辉煌的事业。 梁启超评曾国藩屡获战功的原因时特意谈到“勤”：“文正公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指逆之中……其一生得力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双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吾以为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二、俭以养德，身体力行 【曾国藩家书精选】 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 【原文】 澄弟左右： 十一月十一日朱斋三来，接十月初六日一函，俱悉一切。 围山嘴桥嫌用钱太多，南塘竟希公祠宇亦尽可不起。湖南作督抚者不止我曾姓一家，每代起一祠堂，则别家恐无此例，我为曾姓所创见矣。沅弟有功于国，有功于家，千好万好，但规模太大，手笔太廓，将来难乎为继。吾与弟当随时斟酌，设法裁减。此时竟希公祠宇业将告竣，成事不说，其星冈公祠及温甫、事恒两弟之祠皆可不修，且待过十年之后再看（好从慢处来）。至嘱至嘱。 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弟以为然否？ 温弟妇今年四十一岁，兹寄去银一百、燕菜二匣，以为贺生之礼。其余寄亲族之炭，敬芝圃之对，均由牧云带回。此间自苏州克复、苗沛霖伏诛后诸事平安。即问近好。 国藩手草 十一月十四日 【译文】 十一月十一日朱斋三来此，接到你十月初六日一信，内情尽知。 围山嘴桥稍嫌用钱太多，南塘竟希公祠堂可以不建筑。湖南任官为督抚者不止我曾姓一家人，每代建起一座祠堂，在其他家族恐怕没有这个先例，为我曾姓所开创。沅弟对国家有功，对家庭有功，千好万好，但规模太大，手笔太宏伟，以后恐怕难以为继。我与你应当随时商量，想办法裁减。现在竟希公祠堂已经即将竣工，已经盖的就不说了，其余星冈公祠堂及温甫、事恒两个弟弟的祠堂都可以不修建，等待过十年以后再说（好事是从慢慢地发展的）。切记切记。 我以往每年撰写对联赠送给你，有“勤俭以培养廉洁，正直能造就忍让”两句话。你为人正直人人皆知。但你能忍让，则只有老哥一个人知道；你的廉洁人人可以预料，但你的不节俭，则为兄所不及预料的。以后希望你在勤俭方面下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单在日常家庭开支方面应该节俭，像修造房屋之费用，接济他人人情开支，也须用俭字来约束。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不要怕人家讲寒碜村夫，不要怕人家说你悭吝，不要贪求大方铺张，不要贪图豪迈爽快，弟你认为如何？ 温弟媳妇今年四十一岁。现寄去白银一百两、燕菜二盒，作为祝贺生日的礼物。其他寄给亲族之炭，敬贺芝圃的对联，全都交给牧云带回。这里自从苏州攻克，苗沛霖被诛杀以后诸事平安。即日问好。 国藩手草 十一月十四日 曾国藩在家书中“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并嘱咐弟弟要“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这正是他一生“俭以养廉，直而能忍”的真实写照，也是曾家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管理一个家族得以持续延长、子孙正直个根本方法，许多外国富贵家庭也把这一美德奉为居家之本。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是美国最大的五大企业家之一，曾担任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给每一个孩子存了一千万美元的委托金，但是他有一个家规：不允许用金钱腐蚀孩子，不准孩子谈论金钱，特别不许在餐桌上谈及金钱。肯尼迪成为总统以后，曾回忆说：他在十岁时，向父亲递交了一份书面申请，请求父亲将他的零用钱由每周四角提高到六角，被父亲断然拒绝了。一个能为孩子存一千万美元的美国大企业家，连孩子每周六角零用钱的请求都被拒绝了，可想而知，其对孩子“ 俭朴”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因此，肯尼迪后来能成为美国的总统。 诸葛亮《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内心宁静才能戒骄戒躁，内心淡泊才能含英咀华，内心开阔才能登高望远。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的国家重臣，一朝宰相，权势过人，却一生简朴，家无余财。不因其位，不借其权为自己谋私利，敛财聚富，他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切从国计民生出发，表现了一个领导人约己修身的高贵品质。难怪，在诸葛亮死后，百官哀恸，百姓人人涕泣，后主太后也大哭不已，“欲厚葬之”。在个人生活问题上，当时被誉为“南阳美丈夫”的诸葛亮却“溺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他既无刘备一夫多妻的表现，更无曹操战时觅妓的劣行。小说中写道：武侯之妻，“貌甚陋，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武侯在南阳时，闻其贤，求以为室。”以至在襄阳地区流行这样的谚语：“莫学孔明择妇，独得阿承（指孔明岳父黄承彦）丑女。”他那种一生一娶、伴一而终的婚恋观，在那个“贵易交，富易妻”的封建社会里，是多么难能可贵！诸葛亮自尊自爱，廉以养德，赢得了将士们（甚至包括敌人）的信服，具有非凡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始终放射着人格美的光辉。小说中的诸葛亮达到了封建时代领导者自我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被不同时代的领导者奉为榜样和楷模。 《左传》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此语出自我国先秦经典《左传》，意思是说，节俭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来源，而奢侈则是所有恶行中最为严重的，将“俭”字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上，充分地展示了节俭的重要意义。这种崇尚节俭的精神，在以后历代都受到推崇和发扬，有的人从理学上阐发，更多的人则是在行动上实践。 纵观历代有为之主，无不是节俭之人。汉文帝以俭治国，停止修建露台，开创“文景之治”。文帝曾计划造一露台，令工匠计算，需用百金，觉得花费太大，便对臣下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遂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临终前，针对当时盛行的厚葬风气，要求薄葬省繁。他对死，反映了朴素的观点，认为：“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莫可甚哀！”对厚葬，他认为“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产，重服以伤生，吾其不取”。他下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并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故他在位二十三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曹操一生节俭，不好奢华，他的帷帐屏风坏了就修补，接着使用。明太祖朱元璋更是节俭得近于苛刻，见有太监穿新鞋在水中走过，他竟大发雷霆，严以治罪。这些君主节俭，并非是财不足用，而是认识到节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石成金在《传家宝》中所说：“凡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会不淫，是俭可养德也；人之爱用自有剂量，省啬淡泊有长久之理，是俭可养寿也；醉浓饱鲜，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则肠胃清虚，无滓无秽，是俭可养神也；奢者妄取苟求，志气卑辰，一从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是俭又可养心也。” 曾国藩一家的勤俭，是有明显区别的：其曾祖父、祖父那一代的勤俭，是建立在贫困基础之上的勤俭；但到曾国藩这一代的勤俭，就是有意识的刻意勤俭了。到这时，曾氏家族中相继出了几个朝廷大员、封疆大吏，俭的前提则不能同日而语了。曾国藩对这一变化十分清楚，他深知富贵之家行勤俭之难。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家书中表示：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属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对于“俭朴”，曾国藩一生身体力行。别的都不说，仅在生活上他就为家人留下了典范： 吃的方面：曾国藩每餐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节俭，无异于寒素之家。时人以其每餐只菜一品，而呼之为“一品宰相”。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以总督至，特备盛宴，山珍海味，罗列满桌，曾国藩仅就面前所设数菜，稍食而已。饭后语人曰：“一食千金，吾不忍食，目不忍睹。”在南京城里，每见房东老人及其子孙，早餐时仅吃开水泡饭一碗，不得多吃。问之，则曰此曾国藩遗规也。 穿的方面：曾国藩秉性节俭，平时不衣帛，他三十岁刚过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在家时从不轻易穿上，惟遇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一下，故藏之三十年，犹如新衣。他曾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之女崇德老人回忆曾说：在江南督署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姊妹二人，仅一件绸裤，相争至于哭泣。曾国藩闻之则安慰曰：“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你添制绸裤一条。”时崇德年幼，一闻此言，便破涕而笑。 住的方面：同治六年，曾国藩为家人修理旧屋花钱七千串而不安：“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居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凡居官不可无清名，若名清而实不表，尤为造物所怒。”白杨坪曾家老屋，已百余年，曾九帅（曾国荃）以家中人口增多，另建新屋一栋，费资三千余串。曾国藩闻之，大不高兴，去函责弟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曾家两兄弟任总督、巡抚，花了三千多串钱，曾国藩便发誓不住新屋，并谓搬进容易搬出难，所见至为深刻。即曾国藩尝谓“花未全开月未圆”之意，实堪玩味。 曾国藩还常常告诫他的子侄时刻勿忘勤俭。他要求家中用钱应有计划，他说“至于家中用度，断不可不分。凡吃药、染布及在省、县托买货物，若不分开，则彼此以多为贵，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气象也。”他在给纪泽儿的家信中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他还强调：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俗话有“败家子”这么一个称谓。而什么是败家子呢？通常是指那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挥霍家产的人。这类人一般都不知父辈当年闯荡的辛苦，成家立业时经历的磨难，因此不能体会到钱财的来之不易，加上家庭条件优越，养成一副骄奢气象，往往大手大脚、挥霍无度。人们对这类人通常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并以此教导自家子弟。 历史上的由于奢侈而丧国败家的例子很多，如商纣造肉林、建酒池，奢华无度，结果民不聊生，纷纷揭竿而起，后被武王取而代之；秦始皇一统六合，武功盖世，天下无人可与之争锋。奈何天下太平后，筑长城、修造阿房宫、建兵马俑，劳民伤财。结果陈胜挥臂一呼，天下响应，强大不可一世的秦王朝便只经二世而终，不能千世、万世相传了；《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权不可谓不重，位不可谓不尊，财不可谓不富，就因整个家族不知节俭，挥霍奢侈，最终财去人空，落个衰败的下场。 可见，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无论是官家还是农家，无论是手工之家还是商贾之家，如果勤劳俭约，就没有不兴旺的；如果骄奢倦怠，就没有不衰败的。所以，博览群书的曾国藩，把古代“俭以养德”的榜样和楷模尊为偶像。在他的家训中，除了强调一个“勤”字外，还时时不忘一个“俭”字。“俭而不奢，家道恒兴；俭而不奢，居官清廉。”这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子弟的重要方面之一。 为了做到俭而不奢，曾国藩对子弟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例如： 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车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难改，不可不慎。 四轿（是指四人抬的轿子）一事，家中坐者太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 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 “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 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同治二年，他在给纪瑞侄儿的信中，他用曾家前辈的勤俭作为教材，不厌其烦地教育这些后辈说： 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其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二文，尚馀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犹亲自种菜收烘。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 接着他又教导后辈们如何做到勤俭，他说：“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俭为治家之本，不但可以让家庭长久，更可教导家人子弟养成良好品德，知劳作之艰辛，从而爱惜民力。曾国藩一生立人、治家从政为官，都从勤俭得益多多。 在曾国藩故里，有一位了不起的巾帼人物，也是节俭的楷模。那就是我国妇女运动领袖新中国第一任妇联主席蔡畅。在双峰县城中心的蔡和森纪念馆内，新设立了蔡畅展室，这里陈列的一套蔡畅办公桌椅，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连坐椅上还打了补丁，就是放置到今天哪个普通家庭中，也会觉得太寒酸了点。可这套办公桌椅，是蔡畅故乡人民在蔡畅逝世后，专程到北京在蔡畅办公室搬回来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人们的消费理念、广告诱导、各种各样的诱惑以及人自身的支配之下，往往会抵挡不住金钱所散发出来的魔力。“克勤克俭、艰苦朴素”已被人们指为“老古董”。诚然，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远离了那个物质极大匮乏、人心保守简单的年代，早已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但是，中国人永远不能远离俭朴二字。因为“骄奢起，则淫逸生”，君不见，在反腐倡廉的今天，腐败分子层出不穷。要廉政，首先要象曾国藩一样从“俭朴”做起，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意志不会凭空产生，需要用正确的理念去培树。这种正确的理念是一种高尚的品格，而绝不是“升官就等于发财”等落后腐朽的文化思想。是封建士大夫的曾国藩都告诫后人，不要靠“升官发财”，而我们今天少数党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还不如他．不知他们心中有愧否？意志有高远、平庸之分。有高远的意志，就有明确的生活目标，远离腐败与堕落的陷阱。“廉政”意志一旦树立，就会变成行动的方向与动力，没有高尚的“廉政”意志，即使成天“高唱廉政歌”，也照样落入腐败与堕落的陷阱。从近年来查处的贪官来看，那些“高唱廉政歌”的能手，都是在用“廉政”二字为自己腐败作掩护。“想到广西还有七百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睡不好觉呀！”如此忧国忧民的话语，你能相信是出自一个贪污受贿四千万元的巨贪成克杰之口？山西省原交通征费稽查局晋中分局党委书记邓军生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捕入狱。他在铁窗里还念念不忘“为党工作”，他恋的不是教育培养他的“党”，而是贪污腐化的“死党”。“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这就是原福建省上杭县女副县长的口头禅。 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欲望好象一张大嘴，它日益吞噬着人已经岌岌可危、可怜的、却不自知的精力与心血；人们耗尽毕生努力、动用全部思想，绞尽脑汁的付出，只是为了维持那可悲的虚荣。人不能为欲望所奴役，而应该自觉地控制欲望、管理、把握自己的日常生活，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妨学一学曾国藩，“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为了传承中华民族的美德，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尽最大的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欲望，抛掉自己的那可悲的虚荣，重拾“克勤克俭、艰苦朴素”这个民族“老古董”，以腐败分子为镜，真心实意地做人民的公仆吧。 三、爱惜民力，主张仁政 【曾国藩家书精选】 初移富圫 不可轻慢近邻 【原文】 字谕纪泽儿： 十一月二十二日接尔十月二十七在长沙发禀，二十三接十一月初二在湘潭发禀，二十六日接十一日在富圫发禀。得悉平安回家，小大清吉，至为欣慰。 此间军事，任、赖由固始窜至鄂境，郭子美二十三日在德安获胜。该逆不得逞志于鄂，势必仍回河南。张逆入秦，已秦派春霆援秦，本月当可起程。惟该逆有至汉中过年、明春入蜀之说，不知鲍军追赶得及否？ 本日折差回营，十三日又有满御史参劾，奉有明发谕旨，兹抄回一阅。十月二十六日寄信令尔来营随侍进京，厥后又有三信止尔勿来，计尔到家后不过数日即接来营之手谕。余拟再具数疏婉辞，必期尽开各缺而后已。将来再奉入觐之旨，亦未可知。 尔在家料理家政，不复召尔来营随侍矣。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去“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建四爷如不在我家，或另请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尔信于郭家及长沙事太略，下次详述一二。此谕。 涤生手示 十一月二十六日 澄叔处将此信送阅。 正封缄间，接奉二十三日寄谕，令余仍回江督之任。余病不能多阅文牍，决计具疏固辞。兹将谕旨抄回一阅。 陈季牧遽尔沦谢。此间于初一日派李翥汉至长沙陈宅吊唁，幢一悬、银二百两。此外尚有数处送情，再有信寄家也。 又行二十八夜 【译文】 字谕纪泽儿： 十一月二十二日接到你十月二十七日在长沙发来的禀帖，二十三日接到你十一月初二在湘潭发出的禀帖，二十六日接到十一日在富圫发出的禀帖。得知平安到家，小孩大人都吉祥，极为欣慰。 此间军情，任柱、捻军这一部在湖北不得志，势必还要折回河南。张宗禹进入陕西，我已奏明派鲍春霆部援助陕西，本月之内应能动身。只是这一路捻军有到汉中去过年、明年春天进四川的消息，不知鲍军能追得上吗？ 今日里送奏折的差人回到大营，知十三日又有满御史参劾一本，奉到明发谕旨，现抄回一阅。十月二十六日写信去让你来大营随侍老爸进京，其后又有三封信制止你不要到大营来，估计你到富圫家中不过几天就能接到让你来营的手谕。我准备陆续再写几道奏疏，一定要完全辞去各项职衔才算完。将来或许会接到再让我入京觐见的谕旨，这也是不可预知的事。 我在家中料理家政，就不再召你前来大营陪我了。李申夫的母亲曾有两句话：“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这是告诫富贵人家不能敬事疏远的亲属而慢待周边邻居。我家刚搬到富圫，不能随意慢待了邻居，酒饭上要松，礼貌上要恭，建四爷如果不在我家，或者另外请一个人来款待宾客也可以。除了不管闲事，不帮人打官司以外，只要有能够与人方便的机会，也不要吝惜。你的信中对郭家婚事和长沙的事太简略，下次来信详细描述一二。此谕。 涤生手示 十一月二十六日 将此信送澄叔阅。 正要封上信封的时候，接到二十三日谕旨，令我还回两江总督。我病不能多看文书，决心上疏坚决推辞。现将谕旨抄回一阅。 陈季牧竟然去世，此间于初一日派李翥汉去少陈宅吊唁，送去挽幛一件，白银二百两。此外还有几家人家要人情去，另有信寄家。 又行二十八夜 我们今天看到的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实际是曾国藩的第三故居了。而曾国藩确实没在富厚堂居住过，只住过思云馆，只能算是个名誉主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农历十月十一日子时，曾国藩在白玉堂呱呱落地。因此，白玉堂为曾国藩的第一故居。他自道光十九年进京后，一直没有回家。咸丰二年六月，他在去江西充正考官的途中，突然接到慈母去世的噩耗，便急急赶回家中在黄金堂为母亲治丧。办完母亲丧事后，曾国藩奉旨以在籍侍郎身份帮办湖南团练，就住在黄金堂。到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父亲去世，曾国藩再次回到黄金堂为严父治丧。咸丰九年，曾国荃主持曾氏大家庭首次分家，曾国藩分得黄金堂。所以，黄金堂是曾国藩的第二故居。同治四年，曾国藩与九弟国荃兑换富圫田庄，由四弟国潢主持进行了一次修葺。同治五年，曾纪泽率全家移居富圫。住进富圫后，曾纪泽便写信向父亲报平安。可曾国藩在得知“小孩大人都吉祥，极为欣慰”的同时，不忘叮嘱家人：“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从这里，充分体现了熟读儒家经典、以儒学修身养性齐家、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曾国藩的“仁政”和“民本思想”。 仁政、民本思想由来以久，早在三代周公时，就提出了“天命不常”、“敬天保民”的主张。周公认为，一朝一代不可能永远受到上天的眷顾，因而不应只是祭祀上天以求保佑，更应注重仁政。而天命可以从民情中察见，人民若拥护朝廷，那上天自然欢喜；如民间怨声载道，则上天就会发怒，那样朝廷就要衰败了。这是民本思想的源头。 到了春秋乱世，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并由儒家先圣孔子发扬光大。孔子主张“仁者爱民，尊君守礼”，认为人民是治国的根本，“道”就是“济民、顺民”，在民意与国君产生矛盾时，甚至可以“从道不从君”。这种民为贵的思想到了“亚圣”孟子时，更被发展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将民的地位放在国君的前面，可谓石破天惊，民本思想日趋成熟。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大多主张爱民、以民为本，即使是提倡以峻法治国、绝对尊君的法家，也注重取得民心，如秦之商鞅，为了换取民众对变法的信任，曾以百金赏扛木之人，以示令出必行。道家虽主张消极避世，但这是在乱世以求保全性命的策略。在道家理想的天下大治中，通常都是民风淳朴，人们安居乐业，尽享太平。而其理想的君主则是以不扰民、民只知其有而不知其用为根本的。 秦汉之争，刘邦曾以“约法三章”赢得民心为其所用，最终由弱而强，胜西楚霸王。而汉代实行的一系列“与民休戚”的民本政策，结果使天下大治，创下“文景之治”、“光武中兴”的繁荣景象。 民本思想到了唐代，更被太宗李世民喻为舟水关系。《贞观政要》之“政体”篇中，有文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之为“舟水关系”，这与春秋时代齐国政治家管仲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思想是一致的。李世民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乱世”中夺得政权的，他目睹了民众“覆舟”的巨大威力，因而提出了舟水之说。以民为本，就要爱护人民。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叵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意思是说：假如靠损害百姓来奉养自己，就如同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命却完了。这进一步说明了“民为邦本”的道理。魏征则更进一步地认为，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他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这都说明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力量的由衷敬畏。 舟水关系、割股啖腹、鱼水关系之说，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民本思想的逐渐深化。 宋代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图强，其中“青苗法”等政策多是以民本思想为主旨。 元代外族统治强令天下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级上下有别，人民多有怨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其铁骑踏平西亚，战火烧到俄罗斯，但不知以民为治国之根本，烧杀掳掠，屠戮奸淫，不得民心，强大的帝国迅速崩溃，短命而终，可谓“自作孽，不可活”。 明朝朱元璋整饬吏治，严惩贪官，也为保民使然。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朝，以儒家仁政民本思想为治国为本，因而才能稳固其满人天下，换得太平盛世。 在内政、军事等方面，熟读儒家经典的曾国藩自然也是遵循儒家思想的。从他的日记、家书、奏章中可看出其为官从政都是依民本思想的。下面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他的“仁术”施政原则： 从事政务，首先在于爱民，要爱民必须选察官吏，察举官吏最重要的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扣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讲的是“仁术”，“术”字最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而知其所短，厌恶一个人而知其所长，就是“术”字最好的、最贴切的意义。 曾国藩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政治原则，爱惜民力，主张仁政，认为政治的得失就在于是否能保证天下民众吃饱穿暖，人民是否满意。曾国藩把儒家思想的施政方案和自身的感受结合起来，在其治国之策中首先主张爱民。 以民为本，就要体恤民情，曾国藩在江西任两江总督时就因爱惜民力而推迟征收落地税，他于同治二年有过论述： 我在咸丰十年三月，奏明朝廷，将江西全省厘收入充作我们的军饷，仍然按照老章程收取茶税。因为茶捐、茶厘的银数已经很多了，如果再征收落地税，恐怕百姓的财力达不到，这就是我迟迟不征落地税的原因。 曾国藩本是农家子弟出身，靠勤奋读书，考取功名之后才进入仕途，对农民感同身受，了解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了解农民对统治者的企望，因而他的爱民政策更能接近农民的真正所需。他亲自参加过田间耕作，对农民的疾苦比较了解。他在日记中曾作过“农民最苦”的表述。他写的《劝诫州县》一文，还替民述苦并从“农夫受苦”的现实推出了天下“大乱无了日”的论断： 唯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 作为传统儒学的遵从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曾国藩自然是崇尚仁义道德的。他希望州县的官员们体谅农民的辛苦，这一方面可以给农民带来好处，另一方面，也是维护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需要。但可惜的是，他出生在清朝的末世，国家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困苦，自己还不得不投笔从戎，其心中的苦闷、矛盾是可想而知的，仁义之师的想法应该就是由此而来。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行军打仗也是一样，战场上的胜败是一方面，民心的得失又是另一方面。如果得不到民心，就是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也是没有用处的。有一段名言，充分体现了曾国藩的民本思想： 仆尝谓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 因此，曾国藩除了严整军纪、禁止扰民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民众疾苦，赈济灾民，与当地百姓共渡难关，以此来获得老百姓拥护，曾国藩将这种做法称之为“仁术”。咸丰八年正月，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救济灾民，即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为了把湘军建设成一支爱民之师，曾国藩曾写下了《劝诫营官》一文，把官兵和贼匪作了一个通俗而透切的比较： 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夫殊矣。 官兵和贼匪都靠武力行走天下，但官兵和贼匪不同的是，官兵是保护百姓的，不侵扰百姓；而贼匪不同，他们经常骚扰百姓，侵夺百姓的财产。为了落实“爱民”二字，曾国藩从严治理军队。他说：“养兵是为了民，设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他一再强调： 以爱民为行军第一要义，庶为仁义之师。 用兵之道，总以不扰民为第一要义。本部堂频年教人，首重“爱民”二字。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勿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曾国藩看到民众在内乱外患中，家败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时，有感而发，亦为了收拢民心，得到民众支持，他在筹办湘军时，特地编了一首《爱民歌》教官兵学唱，歌云：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当时湘军与太平军相战甚酣，曾国藩写《爱民歌》的目的，就是以此教育、约束湘军官兵，加强纪律性，以赢得民心。除此之外，他编写的《保守平安歌三首》、《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无独有偶。一九二七年底，曾国藩的老乡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队伍退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时，部队中纪律松弛、作风不正，偷摸行为、打骂士兵等现象不时发生，部队在烧“土豪劣绅”的房子时常殃及到旁边穷苦百姓的住房，在抓土豪劣绅时也曾误抓老百姓，有的士兵睡了老百姓的门板不给上好，用了老百姓的稻草不给捆好。因此，毛泽东借鉴曾国藩的做法，亲自草拟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将其修改扩充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细读曾国藩的《爱民歌》和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者虽然在内容条文上有所不同，词句也有差异，但其主要意思是相同的，那就是约束官兵行为，加强纪律性，以赢得民心。由此显然可见，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深受曾国藩的《爱民歌》的影响和启发的。 这两首“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曾国藩与毛泽东有着共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或者说，毛泽东对曾国藩是有所传承的。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与曾国藩都是爱民的典范，都深受人们的爱戴。一九一七年，毛泽东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曾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这很说明问题。 曾国藩多次上书陈述民间疾苦，也多次发布公告以减轻群众负担，体恤民情，爱惜民力。但他不是完人。由于他效忠清王朝，在受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因采用血腥的屠杀政策，以白色恐怖的高压手段镇压群众起义，维护满清封建统治。被人称为“曾剃头”。笔者认为，这个“曾剃头”的称呼，并不损害曾国藩“爱民”的美德，反而陪衬了他那忠君爱民的形象。 四、以严治家，从不怠慢 【曾国藩家书精选】 再嘱诸子弟谨守家训 【原文】 澄、沅、季弟左右： 余于初二日自祁门起行至渔亭，初三日至休宁。初四日派各营进攻徽州。所有祁门、渔亭各营，皆派七八成队来此，老营空虚。闻景德镇于二月三十日失守，陈一军溃散，左京堂亦初围困，不知能守住营盘否？景镇既失，祁、黟、休三县之米粮接济已断。如能找开徽州，尚可通浙江米粮之路；若不能打开徽州，则四面围困，军心必涣，殊恐难支。 余近年在外勤谨和平，差免衍尤，惟军事总无起色。自去科至今，无日不在危机骇浪之中。所欲常常告诫诸弟与子侄者，惟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及余之八本、三致祥而已。八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也，三不信曰”药医也，地仙也，僧巫也”，八本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兹因军事日危，旦夕不测，又与诸弟重言以申明之。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义。劳则不佚，谦则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此次家信，专人送安庆后再送家中，因景镇路梗故也。顺问近好。 兄国藩手草 三月初四日辰正于休宁城中 外黄南坡挂屏交安庆转寄，柳帖二幅寄家交纪泽。 【译文】 澄、沅、季弟左右： 我于初二自祁门出发至渔亭，初三日到休宁。初四派各营进攻微州。祁门、渔亭之营，皆派七、八成队伍来此，老营空虚。听说景德镇于二月三十日失守，陈一军溃散，左京堂也被围困，不知能否守住营盘？景镇既然失守，祁、黟、休三县之米粮接济已断。若能找开徽州，还可打通浙江米粮驼路；如不能打开徽州，四面围困，军心必然涣散，只恐怕难以支持。 我近年在外勤谨和平，没有什么差错，只有军事总无起色。自去年冬天至今，无有一天不是在危机之中。所以要常常告诫诸弟与子侄，只有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及我之八本、三致祥而已。八字是“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是“药医也，地仙也，僧巫也”，八本是“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晚婚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是“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现因军事日益危机，旦夕不测，才又与诸弟再一次申明。家中无论老男妇，都要以勤劳为第一义，谦虚谨慎为第二义。劳则不佚，谦则不傲，万善皆从此生。此次家信，专人送安庆后再送家中，因景镇路途阻塞的原因。顺问安好。 兄国藩手草 三月初四日辰正于休宁城中 外黄南坡的挂屏交安庆转寄，柳帖二幅寄家交纪泽。 曾国藩的故乡双峰荷叶位于湘乡、湘潭、衡山、衡阳的交界之处。旧时的荷叶唯一的热闹就是看过往的湘中、湘西的朝圣南岳的香客，除此以外，十分闭塞。即使到了经济、信息、交通比较发达的今天，在荷叶大山中居住的年纪稍大点的群众，除了到蒋市街、贺家坳赶赶集，也没有见过山外的世界。但是荷叶的民风、习俗素以古朴著称，主要是受曾氏独特的家风与习俗而形成的。大界曾氏祠堂神龛旁的对联写道：“奉祖宗一柱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亦耕亦读，勤俭持家，敬祖睦邻，成为历代曾家持家立业的基本理念。曾氏家风应从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讲起。曾星冈个性倔强，由于“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对子弟教督甚严，创立八条家规：书(读书)、蔬(种菜)、鱼(养鱼)、猪(养猪)、早(早起)、扫(打扫)、考(祭祀)、宝(敦族睦邻)。曾国藩对祖父非常敬重，“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慎守牢记”“总以恪守星冈公之绳墨为要”，并继承了祖父“自强、谨慎、威仪”的优秀品质，将其八字诀家规扩展为“八本”家训。曾国藩父亲曾麟书一生在科场上很不得意，科考17次才中秀才，但他非常勤俭、刚毅、倔强，“发愤教督诸子”，并将祖传家规撰成对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愿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将其抄贴堂中，作为制定家规的宗旨。曾国藩也继承发扬了母亲江太夫人的“倔强”个性，他写道：“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曾国藩经常劝诫诸弟子侄远绍祖德，牢记先辈嘉言懿行。“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极严，榜样极好，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吾家累世以来，孝弟勤俭。竟希公、星冈公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成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二文，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吾升入翰林后，尤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住。今我辈兄弟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因此。曾国藩身在战火纷飞前线的“休宁城中”，也没有忘记“再嘱诸子弟谨守家训”。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以严父慈母来作为家庭教育的基本模式。做父亲的对子女严格要求，做母亲的则偏重于仁爱，两者结合使子女既会严于律己，又能体会家庭的温暖，二者并行不悖。 在教育子女过程中，威严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威严，子女对父母的话置若罔闻，教育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除了威严之外，还要对子女严格要求。古代崇尚以严治家，并且也确实有许多严出孝子的事例或佳话。宋朝的吕荣公就是由于母亲的严教而成才的。 吕荣公是宋朝的名臣，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父亲申国公吕公著因忙于朝政大事，无暇顾及教育孩子。但是吕荣公的母亲申国夫人却要求很严，尽管他很爱吕荣公，仍要求孩子干任何事情必须遵礼守规。在他十岁时，无论严寒酷暑，都要求他整天侍立在父母身旁，没有命令绝对不敢就坐。即使天气炎热，侍立在父母或长辈的身旁，也不能随意解衣脱帽。进出行走都要谨慎，对那些不合乎伦理道德的言语要充耳不闻，对那些不合乎礼义的行为举止要视而不见。正因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所以对他的学识和为人处事都有裨益，终于成了宋朝著名大臣。 曾氏的严格治家传统，就以“严”治家著称。据曾国藩说，他的祖父星冈公对曾竹亭（曾国藩之父）督促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其大声呵斥。有时别人惹得他不高兴，他却以斥责儿子的方式发泄。每当此时，曾竹亭总是屏住气，靠着墙，快走慢行，面色和悦如初。家风如此，曾国藩自然深受熏陶。他提倡以严治家，教导子弟律己戒骄，一生从不怠慢。他强调：“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于不可胜言矣。故《易》曰：肆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以严治家，曾国藩首先率先示范，并把自己的经验归纳总结以教导子弟： “自己儆戒的方法是什么呢？不外清、慎、勤三字。我近来把清字改为廉字，慎改为谦字，勤改为劳字，尤为浅显易懂，也确有可以实行的方法。 后来，他又把自己恪守的“廉、谦、劳”作为一种功夫在家书中用以提醒弟弟们，使之成为曾家人人遵守的家风。这就是曾国藩与弟弟们说的廉字功夫、谦字功夫和劳字功夫： “沅弟往常在银钱取与方面不够谨慎，朋友们讥讽议论而看不起，根源实在于此。去年冬天买梨头嘴，粟子山之地，我就很不以为然。以后应不妄取分毫，不寄争钱回家，对亲族不多赠金钱，这是廉字功夫。 “内心的谦虚不可知，而表现到行为方面约有四项：面色、言语、书函、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没有汇报，径招三千人，这在其他统领根本做不到，而你俩能办到，而且还顺利。还有，你们每次来信索要帐棚、子弹、火药等，常有很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在自己兄长处的信件还这样，给别人的信件更可想而知了。沅弟的仆从属员颇为嚣张，与人交际时的言语脸色，我没见到，然而申夫讲起往年对他的语气，至今还感不快。以后应该在这四方面痛加改正，这是谦字功夫。 “每日临睡的时候，要默数今天干了几件费脑劳神的事，干了几件劳累体力的事，就知道为朝廷干的事还很不够，以后更竭诚效劳，这是劳字功夫。 曾国藩说：“我因为名气太盛，官位太高，常恐祖宗积阴德留下的福气由我一人享尽，所以时时用劳、谦、廉三字自我戒惧，也希望两位贤弟用此自戒。” 同治五年，曾国藩家人离开金陵返回家乡，他立即写信给两个儿子，对家人在家的具体事项作出周密安排，并告诫儿子，一个家庭要严树家风，大房须带个好头： 此后曰乡居家，妇女纵不能精于烹调，亦必须常至厨房，必须讲求作酒、作醋、小菜、换菜之类。尔等须留心于种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纺绩虽不能多，亦不可间断。大房倡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 为了使两个儿子在严树家风方面按照自己的设计带好头，曾国藩又不忘强调几个做叔叔的为儿侄们做出榜样：他在咸丰四年与诸弟书中写道： 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 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人的严格，不但大到品德的修养、与邻里族亲的友善、不干涉公事等，还涉及一些细节，如对男子要规定做收粪、锄草、扫屋、抹凳，女子要做鞋、纺布、下厨、做调料、酿酒。他事无巨细，都要严格要求，没有怠慢轻懈过。他常教育家人要“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记此二语也。”他认为，要树立好的家风，治家更应居安思危、精打细算、目光长远。 中国有句俗话：“人无千年好，花无百日红。”事物总是在变化着，不可能一成不变，因而强盛的也终会有衰败的一天，软弱的有一天也会强大起来。周公曾曰“天道无常”，警惕世人不可贪图享乐，只顾及眼前，而不做长久打算，防微杜渐。 秦始皇以武力扫平天下，一统六合，不可谓不强，但强的极点就是弱。秦二世暴虐无道，天怒人怒，不懂长治久安，于是很快便亡国。《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权倾一时，但贾府奢华无度，不做长远打算，人人只顾近利，结果人财两去化作一梦而终。这些都告诫世人，盛时要想到终究有衰落的一天，应精打细算、事在人为、勤勤恳恳，这才是长久之计啊！ 中国有句成语是“居安思危”，实际是讲泰极否来、盛衰可以循环往复的道理。因此，把握顺境，不安于顺境，在安稳中忧虑危险会随时到来，使人保持警惕状态，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总是顺境，同时也不可能总是逆境。长时间的逆境会让人看不到希望而放弃努力，会消磨人的志向，使人成为环境的附庸；如果顺境长了，也会滋长好逸恶劳、安于现状的习气。在此，曾国藩提出了“守骏莫如跛”的观点，他说： 东坡“守骏莫如跛”五字，凡技皆当知之，若一味骏快奔放，必有颠踬之时。一向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事。余以“求阙”名斋，即求自有缺陷不满之处，亦“守骏莫如跛”之意也。 曾国藩与弟弟曾国荃同时加官晋爵，门庭可谓极盛，然而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并不是永远可以依赖的。因此，他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强调指出： 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而是依靠长远的家规；不是依靠一两个人的突然发迹，而是凭借众人的全力支持。 各位弟弟比我小好多岁，你们不知道，你们看到各亲戚家都很贫穷，而我们家的境况还不错，以为本来就是这样，却不知道他们当初和我们家一样兴盛。我完全看到了他们兴盛时期的景象，再看看他们今天的凋零破败的局面，真让人太难为情。 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群何能你，心远地自编。……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位“结庐在人境”的陶渊明，竟然在多年后引起了身处千军万马之中的曾国藩的共鸣。他说：“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惶无已。读陶诗《饮酒》诗篇，为之心折。” 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削平）之，人满则无概之。”曾国藩以为，天之平人原本无形，必然要假手于人。比如霍光氏盈满，魏相来平灭他，宣帝也来灭他；诸葛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主也来平灭他。待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晚了。曾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应当设法自己来平。因此，曾国藩说： 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 凡官运极盛之时，子弟经手公事格外顺手，一倡百和，然闲言即由此起，怨谤即由此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指逆地步。 的确，家道之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而是依靠长远的家规；不是依靠一两个人的突然发迹，而是凭借家族众人的全力支持、克勤克俭、勉力为之。曾国藩是不怕穷的，他曾说过：如果他有福分的话，将来可能会辞官回乡，定与子弟友邻好好亲近，即使是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也决不怠慢。因为曾国藩知道，平平安安本是人生常态，富贵荣华有如过眼云烟，真正达观的态度应以安贫乐道、居安思危、盛时思衰为宜。关于曾氏的家风，许多研究专家写下了不少专著，而曾国藩的后世邻居、富圫村乡土作家邹其霖先生曾以《八本为经八宝为本》为题，揭示了“曾国藩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台湾《中央日报》都曾连载了这篇专著。 五、教子正途，不留余财 【曾国藩家书精选】 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 【原文】 字谕纪泽儿： 二月初九日王则智等到营，接澄叔及尔母腊月二十五日之信并甜酒、饼粑等物。十二日接尔正月二十一日之禀，十三日接澄叔正月十四日之信，俱悉一切。 富圫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遽还。 尔于经营外事颇有才而精细，何不禀商尔母暨澄叔，将家中每年用度必不可少者逐条开出，计一岁除田谷所入外，尚少若干，寄营余核定后以便按年付回。袁薇生入泮，此间拟以三百金贺之，以明余屏绝榆生，恶其人非疏其家也。余定于十六日自徐起行回金陵。近又有御史参我不肯接印，将来恐竟不能不作官。或如澄叔之言，一切遵旨而行亦好。兹将折稿付回。曾文煜到金陵住两三月，仍当令其回家。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惟书籍尚思买耳。 沅叔屡奉寄谕严加诘责。劾官之事中外多不谓然。湖北绅士公呈请留官相，幸谭抄呈入奏时朝廷未经宣布。沅叔近日心绪极不佳，而捻匪久蹂鄂境不出，尤可闷也。此信呈澄叔阅，不另致。 涤生手草 二月十三日 【译文】 二月初九日王则智等人到军营中，我收到澄叔及你母亲腊月二十五日信还有甜酒、饼粑等东西。十二日收到你正月二十一日的信，十三日收到你澄叔正月十四日的信。全部情况都已知道。 富圫修理旧房子，为什么花了七千吊这么多的钱？就是盖个新房子也不该花这么多。我一生都认为大官家里买田地、盖房子是令人羞愧的事，没想到我们家竟然也是这样做。你澄叔在很多事情都懂得我的心思，单单花钱浪费这方面和我意见完全不合。凡是做官的不能有清廉的名声，如果有清廉的名声而实际上却不清廉。那就更会被老天厌恶。我家欠澄叔家一千多两银子，将来我一定会还给他，但现在实在不能还给他。 你在管理钱物方面很有才能，而且很细致，为何不与你母亲及澄叔商量一下，把家里每年必不可的花费一条条列出来。算一算一年除了田租收入以外还差多少，我好把留在军营以外的余钱算好，按年送回家里。袁薇生上学，我这里打算出三百两银子做贺礼，用以表明我虽和榆生断交，但只是厌恶他这人而不疏远他们家。我准备于十六日从徐州出发回金陵。最近又有御史弹劾我不立即上任，恐怕将来不能不做官了。或者就如澄叔说的那样，全都遵照圣旨行事也好。现在把奏折草稿寄回。曾文煜到住两、三个月，还是应该让他回去。我将来不打算攒金银留给儿孙，只有书籍还要添买一些。 沅叔多次被圣旨严厉责问。弹劾官相的事朝廷内外很多人都认为做得不对。湖北的乡绅联合呈文，请求留任官相，幸亏谭抄录呈文上奏时朝廷并没有公布。沅叔最近心情极坏，而捻匪又长期在湖北境内作战，更加让人烦闷。这封信给澄叔看看，我不另外给他写信了。 涤生手草 二月十三日 怎样保持家道的兴盛呢？从上述家书中看，曾国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给子孙留下大笔金银遗产。 一个人拥有了大笔钱财后，他的处理方式不外以下三种：一是自己用；二是赠送给亲人及他关心或心爱的人；三是捐赠给社会公益事业。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财产流向就主要是后两种形式。至于他的遗产会产生何种结果或效益，那是他完全无能为力的了。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在他临死前处理好这笔遗产。很多拥有大笔财产的人在临终前煞费苦心，不为别的，就为遗产怎么处理。 给儿孙留下尽可能多的遗产，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人都在暗下决心的事情。普通人虽然也是这样想，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也就罢了。麻烦的是有些人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不但担心子孙生活遇到困难时会怨恨，会无法生存，而且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谁不愿意自己的后代生活得好一点呢？可是，爱之实是以害之，你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其中的道理何在？请看曾国藩的说法和做法。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写给各位弟弟的信中说： 儿子若贤，则不靠做官发财的收入或先人的遗产也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他将多造一孽，后来淫逸作恶，必将大大玷污家族的名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俸禄收入较多，除了父母的衣食之需外，则要尽量地周济亲戚族党之中穷困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国藩认为，子孙拥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能力最重要。他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 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在世时，常常讥笑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认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曾国藩说，如果子孙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斤斤计较一些细小的事情，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挽回了。明代的钱琦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始也。”说的就是品德不正，即使身处富贵，也要注定败亡的道理。 出于这种思考，曾国藩跳出了那个时代官宦人家以及一般人家富有之后都要买房置地的普遍行为，极力反对家中为他购买五马充私田之举。 不留钱财给后人，自古就有之。如汉代三杰之一的萧何，位居宰相，但他买地建宅的时候却一定要找穷困偏僻的地方，治家也不修建院墙的房屋。他说：“子孙如果贤德，会学我的俭朴；如果不贤，也会被人夺去田产。”无独有偶，晚清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说过相似的一段话，他说：“儿孙贤过我，留钱做什么？儿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 曾国藩对此十分推崇，他说：“身居京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他还给其弟写信说：“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可以平日里避免别人看了抱着掠取的期望，有动荡的时候也可避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 什么是正途？在曾国藩看来，读书才是正途。他在家书中常告诫子弟“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因此，曾国藩不留银钱田产给后人，却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书籍、文稿以及更为重要的精神财富。经确认，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内，藏书曾达三十余万卷，超过近代史上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山东聊城海源阁、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浙江宋楼、杭州八千卷楼，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富厚堂藏书楼建于同治六年（1867年），分《公记》、《朴记》、《芳记》三部分，《公记》收藏的就是曾国藩读过、批示过的书籍，以经、史、子、集、地方志、家藏史料及宋元旧椠为主。富厚堂藏书楼至今旧貌依稀，是中国保存至今的七座实构私家藏书楼之一. 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名将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也以德性为本。他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曾国藩没有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他说得很平和：“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家田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田产千万亩，亦仍归于无饭可吃。” 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属“高干子弟”，门庭显耀，却都未变成“衙内”和“大少爷”之类的角色，想来，其家教的影响和曾国藩对子女职业生涯规划和设计是主要原因。考究起曾国藩的后人，我们可以看到：长子曾纪泽诗文书画样样精通，还自学了英语，是晚清出色的外交家，声名远播，在处理西北边疆危机中，凭着“哧雪咽旃，期于不屈”的斗志和“酌情据理”的谈判艺术，舌战群敌，从沙皇贪婪的大口中夺回伊犁城，取得晚清外交上唯一的胜利；次子曾纪鸿，聪颖过人，酷爱自然科学，尤其在数学方面造诣很深，他“锐思勇进，创立新法”，并有《对数详解》等著作存世；孙子曾广钧是诗人，曾广铨是外交官，曾出使英、韩；曾孙曾宝荪、曾约农是教育家和学者，远近钦仰，足够叫人艳羡了。 曾家后人之所以如此“争气”，应该归之于曾国藩的教育有方，亦即“爱之以其道”。在继承儒家文化传统又深受近代湖湘文化精华影响的曾国藩眼里，子女职业发展规划与设计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设计有利于更好的让子女了解环境需要和个人的实力，实现社会环境、需求、个人性格、兴趣、能力与职业选择相匹配，有利于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培养开发计划，鼓励自我掌控前途和命运，更好的实现人生目标。身在仕途而屡遭挫折的曾国藩比单纯士大夫更能体会为官和为士之感受，更清楚做学问与抓管理所需的能力之异同，也更明白尔虞我诈、陷阱遍地的官场环境氛围。他并不是一个淡薄明理之人，年轻时汲汲功名，在名利场历经一番角逐和磨砺后，他有着深刻的体会与反思，他曾说：“多事之秋，多一人则重于泰山，少一人则弱于婴儿”，可见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为官之感。他秉承传统儒家文化“志为利禄，学者之大患也”的思想教条，也出于现实“明哲保身”的需要，恪守“进可读，退可守”的耕读思想，希望维持“考、宝、早、扫、书、蔬、鱼、猪”耕读之家，反对子孙为功名利禄而学，希望子孙淡漠名利，做一个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他不求子孙升官发财，甚至不求其早日成名，惟求子孙做“读书明理之君子”，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告诫子孙“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为士之想”。有人曾总结其具体的成功经验有以下三条： 第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 第二，绝不为子女谋求“特殊化”待遇。 第三，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曾国藩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出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 我国古代有一个“儿孙自有儿孙福”的故事：说的是在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相邻两户人家的媳妇同时诞下麟儿。富户皮裘暖被，炭红坑热，全家逗弄小儿，笑声不绝。穷户透风漏霜，母亲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破棉絮紧紧地裹着儿子，想煮点热粥暖身，不说米缸也空空，连薪柴都没有。小儿在饥寒中不肯停止哭闹，外面又下着大雪，做父亲的瑟缩一旁连外找柴禾都不能。母亲连哭带骂道：“人为子，你为子，人家生来富贵，你偏落到这等贫苦人家；人为妻，我为妻，人家母凭子贵，我偏嫁于这等贫苦人家，人为夫，你为夫，人家挣钱养家，你只会一旁叹气！”听了妻子的数落，丈夫便出了门，可这一去不复返了。二十年后，富贵的孩子因持宠生骄，搞得家无宁日，万贯家财已败一空。贫穷的孩子由于立品立志，高中状元。一天晚上下着大雪，状元爷正为母亲暖被，丫环来报：“门外来了个云游和尚，想化点斋饭，但厨房已没有剩饭，是否可以给他几个铜钱？”状元爷和母亲商量，天这般寒冷，店铺怕也早早关门了，附近又没有客栈，就对丫环：“你把师傅请进门来，再煮点斋菜，如果师傅愿意，不妨留他一宿。”第二天一早，老夫人拾客房时，见和尚留下一封书信，却是二十年没了音信的丈夫手迹，上书：“二十年前去学偷，葫芦换出老僧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原来二十年前那个夜晚，父亲在茫茫风雪中敲不开任何人家的大门，实在没有办法，想到了偷。好不容易找了个人家，在墙上扒开一个洞，由于头一回做贼，心里害怕，于是便找条木棍顶了个葫芦由洞口伸入去探听虚实，那知人家早发觉有贼，等他的葫芦一伸进来，一把大刀砍下来，葫芦即刻被劈开两半，吓得这父亲撒腿就跑。饥寒交迫的父亲在奔跑中惘惘然昏倒在雪地。等他苏醒过来，已身在庙里。经过一场生死，父亲决定抛开凡俗，投寺做了和尚。四方云游时听得当今状元与自己是一方人氏，又正好是儿子的姓名，虽然出家人四大皆空，但毕竟是为人父母，忍不住回来看看。虽然证实状元正是自己的儿子，但想到自己这二十年没有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敢相认，故留书而去。 这只是一个故事，一个父亲没有能力使儿子饱暖，更不能为他的成长付出责任，可因儿子在贫困中“立品立志”，便“高中状元”，而那富贵人家子弟因“持宠生骄”，却“万贯家财已败一空”。但这个故事完全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像曾国藩一样，平时能够教导有方，让自家的子弟懂得自强、自立之道，又何必留下钱财。有志气的儿孙还以托父辈荫护为耻。因此，“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让儿孙能自强自立，远比留下万贯家财有意义。 六、孝亲友弟，追求和谐 【曾国藩家书精选】 勉在孝悌上用功 【原文】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底连接三月一日、四月十八两次所发家信。 四弟之信，具见真性情，有困心横虑、郁积思通之象。此事断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矣。 来书往往词不达意，我能深谅其苦。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地。不知贤弟听此语否？ 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今吾已得之矣，即使诸弟不得，亦可以承欢，可以养亲，何必兄弟尽得哉？贤弟若细思此理，但于孝悌上用功，不于诗文上用功，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 凡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笔笔无势，是以局促不能远纵。去年曾与九弟说及，想近来已忘之矣。 九弟欲看余白折。余所写折子甚少，故不付。大铜尺已经寻得。付笔回南，目前实无妙便，俟秋间定当付还。 去年所寄牧云信未寄去，但其信前半劝牧云用功，后半劝凌云莫看地，实有道理。九弟可将其信抄一遍仍交与他，但将纺棉花一段删去可也。地仙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人家败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云也。至于纺棉花之说，如直隶之三河县、灵寿县，无论贫富男妇，人人纺布为生，如我境之耕田为生也。江南之妇人耕田，犹三河之男人纺布也。湖南如浏阳之夏布、祁阳之葛布、宜昌之棉布，皆无论贫富男妇，人人依以为业。此并不足为骇异也。第风俗难以遽变，必至骇人听闻，不如删去一段为妙。书不尽言。 兄国藩手草 六月初六日 【译文】 澄候、叔淳、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底连接三月一日、四月十八日两次发来的家信。 四弟的信，充满真情实意，大概是心中苦闷、忧郁，想尽快有条出路吧。这事断不可求速效。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不但没益处，反倒有害。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移山，终久必会有豁然开朗的时候，愈欲求速则愈无出头之日。 来信往往词不达意，我对此能深谅其苦。现在的人把学字看错了。如果阅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部分学问就在家庭日常生活之中。在孝悌两字上尽力一分便是一分学问。尽十分便是十分学问。现在人读书都是为科举，于孝悌伦纪这些大道理，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记载的，作文章时代替圣贤所说的，无非是要说明这个道理。如果事事做得，即使笔下说不出又有什么妨碍！如果事事不能做，并有愧于伦理纲纪这些大道理。即便文章写得好，亦只算是个名教中的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诗文并非所长，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礼记》中《曲礼》、《内则》章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去，务必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心；下则兄弟妻子都蔼然有恩，秩序井然，这真是大学问。与此相比，诗文不好这样的小事，自然不足计较；即使写得极好，亦不值一钱。不知贤弟肯听我这话不？ 科举功名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中举足以让长辈欢喜，是因为做官可以奉养双亲。现在我已得了功名，即使诸弟不得，亦可以让长辈满足，可以奉养双亲，何必兄弟都要走这条道呢？贤弟如细思此理，就在孝悌上用功，不在诗文上用功，则诗文反倒自有长进。 凡写字心须得笔势，务使一笔下去可以走千里。三弟的字，笔笔无势，这是因为太局促放不开的缘故。去年曾与九弟说到这个问题，想来近日已忘记了。 九弟想看我的白折。我所写的折子甚少，就不寄了。大铜尺已找到。寄笔回来，日前实在无便利机会，等秋天一定寄来。 去年写给牧云的信未寄去，那封信前半部分劝牧云用功，后半部分劝凌云莫看地，实际是有道理的。九弟可将此信抄一遍，仍交给他，只是将纺棉花一段删去即可。地仙为人主持葬事，害人一家，丧失良心，如此没有不家败人亡的，为此不可不尽力劝阻凌云。至于纺棉花一说，像直隶的三河县、灵寿县，不论贫富、男女，人人纺布为生，如同我们家乡以耕田为生一样。江南妇人种地，如同三河男人纺布一样，湖南如浏阳的夏布、祁阳的葛布、宜昌的棉布，也都是不论贫富男女人人依以为业。这用不着惊奇。风俗难以一下改变，肯定有的是骇人听闻，不如删去这一段为妙。书不尽言。 兄国藩手草 六月初六日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最讲伦理道德，又最重“孝”字与“谊”字。曾国藩号称“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自然以孝敬双亲、兄弟情谊作为立身进业的首要义务,故在此信中强调“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并反复督促“贤弟在孝悌上用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且凡成功人士，都是孝顺的典范。 《礼记》说：“凡为人之子，冬温而夏清，昏定晨省。”说的是儿子对父母之礼，冬天设法使父母暖和，夏天设法使父母清凉，晚上为父母整理床铺，早上向父母问安。让父母冬暖夏凉，一般人都容易做得到。但有的人却连这么简单的事情也做不到，他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做到，而是没有想到，那不就是没有孝心吗？ 《尚书》云：“奉先思孝。”就是说，侍奉先祖首先要想到尽孝，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如果想都没有想到，那又怎么谈得上做到呢？所以心中无论装有多少事、多大的事，总有一块应是留给父母的，这就是做子女的本份。如果连这点本份都没有，那就不成其为人子了。 《孝经》云：“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由生也。”意思是说，孝是德行的根本，教化就从这里开始。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家庭的安宁、社会的稳定的向往，是百业兴盛的基础和柱石；它还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建立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追求。 远古帝王虞舜孝感动天的故事家喻户晓：相传舜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舜：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雀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 汉文帝刘恒亲尝汤药的美德万古相传：刘恒是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前 180）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民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曾国藩的远祖曾参啮指痛心，以孝著称。曾参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中国传统的“孝文化”认为，对长辈的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对父母能孝的人，才能对君主忠，才能对兄弟悌，才能对朋友信，才能对儿子爱，如此等等。这不但是历史的积淀，而且，我们从生活的常情考虑，一个人如果对他的父母都不好，还能对别人好吗？还能成就大事吗？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也是一个很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子女们通晓孝敬祖先的道理，非常注重处理好亲族邻里的关系。曾国藩的祖母则是一个很懂得传统孝道的妇女，专心致力于事夫教子，不与妯娌们争利。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因为资质不高，屡屡受到曾玉屏的责骂。对此，曾麟书的态度仍然是“毕敬毕孝”，没有任何埋怨之意。后来，曾玉屏病重，曾麟书又朝夕服侍，毫无怨言。正是在这种家风渊源的基础上，造就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孝子。 曾国藩饱读经史，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颇深，三纲五常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他也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强调以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也就是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的团结和睦，从而使家族长盛不衰、香火永传。 在旧时代的道德观念下，晚辈绝对地恭敬和顺从长辈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也是一个家庭和睦与否的最主要象征之一。曾国藩把一个家族的兴旺吉祥与否，和“孝顺”与否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今天，由于计划生育的缘故，小孩成了家庭的“小皇帝”、“小公主”，“孝顺”二字在他们的概念里淡忘了，许多子女全然不听从父母或长辈的话，该顺从的也不顺从。湖南卫视的“洞穴只光”节目，以人影响人，试图唤醒“孝顺”以改变这种局面。可见，曾国藩把家族的兴旺吉祥和“孝顺”紧密联系的观念是完全正确的。 儒家的所有主张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比如“仁”，就首先是指在血缘基础上的亲人间的关爱，并在这种血缘关系上扩大化，关爱他人，由己推人。早在三代之时，儒学的先行者就提出崇拜祖先的主张从而重祭礼、孝敬。曾国藩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自然也以孝敬父母做为子女的首要义务。但他年少就外出游学，之后经过科举考取了功名赴京师任官，故而一直不能侍奉双亲。曾国藩的孝道，主要表现在他的日记和家书里，他居家时日颇短，但其一颗拳拳孝子心却昭然可表。 曾国藩但凡给父母的家书总有一个格式，开头总是“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父亲母亲万福金安”，结尾则多用“男谨禀”或“男谨呈”等。虽然这是一种格式用语，但也足见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孝之殷切，至教至诚了。当在他方时，总是不时地向父亲禀呈自己的现状，以缓父母对己的挂念。嘱托兄弟、子侄多多来信呈报父母的身体状况，也是他孝顺的突出表现。曾国藩关切父母、孝顺双亲的家书很多，如在家书中他说： 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臾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 母亲齿痛，不知比以前略松否？现服何药？下次望季弟寄方来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沉重，望将药方病症书书明寄京。刘东屏医道甚精，然高云亭犹嫌其过于胆大，不知近日精进何如？务宜慎之又慎。 有时候，曾国藩要做一件事，父母不同意或想不开，他便去信开导，实在开导不成，事情便暂时放下。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在家书中时常劝导子弟要孝敬父母。如： 凡是子女孝顺父母，一定是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戚们都依赖他，远近之人都佩服他，父母也因此而更爱他，这就是大孝。如果做人没有档次，办事毫无道理，为亲族所唾骂，远近之人都鄙弃他，从而给父母带来了羞辱，这样的人即使常常用美食供奉父母，并常常探视父母，也称不上是孝。 父母为儿女辛苦、不计得失，为子女的该如何才能报答父母对自己的一番深情呢？曾国藩秉承家训，虽不能侍奉双亲膝下，但能立德、立功、立言有所作为，也算没有辜负父母一片期望之情。 我国传统家庭除把“孝”放在首要位置外，还极为重视兄弟之谊。兄弟之间，被喻为“手足之情”，意思是说一母所生，一父所养，兄弟就如一个人身上的手和脚，是不能分离的，否则就不是完整的一个家庭。 据说舜在未君临天下时，对父母尽孝，对兄弟至情。但母亲不喜欢舜，想让他的弟弟继承家业。舜从不怨恨父母，也不报复弟弟，不过是忍耐再忍耐。日久见人心，舜以孝义感化父母兄弟，敬化乡里。终于，在尧年老时，禅位天下于他。 在人情淡薄、注重实利的今天，兄弟之间往往很难相处，更难以合作。而曾国藩兄弟数人，一齐走上了战场，在事业上患难相助，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曾国藩，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之间，总是于百忙中给诸弟写信，谆谆教导他们做人，频繁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个，他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因此在家里的地位可想而知。曾国藩对待兄弟的态度，自是竭力地以德去爱护，而不是用姑息放纵来包庇他们，他在家书中说：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唯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天京围，以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藩家书致曾国荃最多，曾国荃勇猛有加且狂妄至极，曾国藩既为之喜又为之惧，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曾国藩一度要自我牺牲，退出仕途，以成全曾国荃的发展。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解除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兄弟间如此默契配合，曾国藩自有清醒的认识：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人们常用“情同手足”来形容关系之近，但真正的“手足兄弟”应如何相处呢？曾国藩认为应该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还语重心长地对诸位弟弟说： 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人之忌我者，唯愿弟做错事，唯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唯愿兄做错事，唯愿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 曾国藩对兄弟之间亲缘关系的处理，低一层次的追求是和睦、平等。他反复讲这样的道理： 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悌。何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使族党口中有贤愚之分，则必其平日有讨好的意思。暗用机计，使自己得好名声，而使其兄弟得坏名声，必其后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 但愿兄弟五人各个明白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没有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个如此存心，则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 因此，曾国藩并不以自己人生有成，在外做大官而自以为是，什么事情都靠“压”来使弟弟们折服。而总是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循循善诱，或委婉相商。他对弟弟们说： 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 在五个兄弟之间，曾国藩和曾国荃最为相知，这不仅因为曾国荃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还因为他与兄长最能交心谈心。曾国荃曾在一封信中谈到了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但又没有具体谈是哪一件。曾国藩猜测：大概弟弟担心与哥哥之间存有不合。为此，曾国藩告诉他，倘若如此，那就完全可以不必担心、抑郁。他推心置腹地说： 你对咱家有大功劳，对国家也有大功劳，我哪里会产生不感激、不爱护的道理？我对待部属像杨岳斌、彭玉麟、鲍春霆等人都是仁义谦让，难道对自己的弟弟反而会刻薄吗？ 也许我们之间确有不合，但那也只是意趣不合罢了。你立志做事，颇近似于春砟发舒之气；我立志做事，颇近似乎秋冬心敛之象。你以为扩散舒展才会生机旺盛，我认为收敛吝啬才会生机沉厚。 曾国藩不但这样说，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这样做。有一次，曾国荃一下子给哥哥提了很多意见。最大的意见是说曾国藩在兄弟骨肉之间，不能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只是稍稍劝止，最终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他们一直聊天夜至二更。曾国荃还给哥哥提也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而听。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并不因为自己是兄长就以势压人。只要他人说得入情入理，就没有不能接受之原因。曾国藩这样做，无损于他做兄长的尊严，反而使曾国荃产生一种亲切之感。而在曾国藩的尊严和亲切之外，更有一种大度和大气。 七、读书明理，不恃家势 【曾国藩家书精选】 读书明理 【原文】 字谕纪鸿儿：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尔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手谕。 父涤生字 九月二十九夜在江西抚州门外 【译文】 字谕纪鸿儿： 家中人来营中的，多称赞你举止大方，我为之稍感欣慰。大凡人们多希望子孙能做大官，我不希望做大官，只希望做个读书明理的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处安乐中，可处俭约中。这就是君子。我做官二十年，不敢稍微沾染官场气习，饮食起居，仍遵守寒素家风，极为俭朴也行，稍之丰盛也行，太丰厚那我就不敢了。大凡做官人家，由俭朴到奢侈容易，由奢侈返回到俭朴就难。你年纪还幼小，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习惯懒惰。无论大户人家、小户人家，士农工商各种人，只要勤苦俭约，没有不兴旺的，骄奢倦怠，没有不败落的。你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不要丢失高曾祖父以来相传习的家风。我父我叔，都是黎明就起床，这是你所知道的。 大凡富贵功名，都有命运注定，一半由于人力，一半由于天命。唯有学做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我有志学做圣贤，小时少了居家恭敬的功夫，所以至今仍不免偶尔有戏谑言语和戏谑行为。你应举止端庄，话不妄说，那是进入道德的基础。手谕。 父涤生字 九月二十九夜在江西抚州门外 《三字经》说：“子不教，父之过”，此话足以证明父母在教育子女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曾国藩本是个读书出身的人，对读书的认识很深，他觉得只有读书才是人生最好的出路，只有读书才能使人更通情达理，因此，他作为一个父亲，在家书中鼓励纪鸿儿“做个读书明理的君子”，同时，他还在信中对两个儿子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 封建社会中，读书求学的目的一般都是“学而优则仕”，即以读书为途径，经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如果有了功名，授了官职，那就志得意满，所谓光宗耀祖，门第生辉。为了能通过科举考试，天下读书人不惜放弃真正的经世致用之学，而苦心钻研枯燥空洞、毫无意义的八股文章。一旦十年寒窗苦读换来入仕前程，那些所读所学也就尽皆抛脑后，坐享人间繁华，挥霍无度了。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淡于权势的人，他年轻时也汲汲于功名。在这里，我们可先看看曾国藩的功名之路：道光四年（1824），十四岁的曾国藩就随父到省城长沙参加三年两次的童子试。以后在道光五年至道光十三年间，曾国藩一连七次参加考试，终于“入泮”，迈出了他人生仕途的第一步。连考七次，更可说明年轻曾国藩对科名的追求。道光十四年，曾国藩参加湖南乡试，考中第三十六名举人。道光十五年,他开始入都参加会试并留在京城里研读经史。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再次进入京城，三月考中会试第三十八名贡生。四月参加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复试取为第一等。又参加殿试取为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名，考官将案卷进呈宣宗道光皇帝，皇帝又特别置曾为第二名。五月初二日引见皇帝，改为翰林院庶吉士。以后，曾国藩由考试途径一路晋升，十年七迁，连跃十级。由道光十八年的赐同进士出身，先后晋升为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官、翰林院将侍、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士、翰林院将侍学士、到道光二十七年的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至道光二十九年，三十九岁的曾国藩正月诏授礼部右侍郎，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充任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余生平科名，极为顺遂。”然而，经过名利场中一番角逐与磨砺之后，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在他的一封教子书中，便开宗明义地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 曾国藩认为，读书的目的是明理，明理之后便可以成为君子、步入圣贤，这完全是可以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做到的。而能不能做官，能不能做大官，则有很多客观因素影响着，例如人们常说的“机缘”。故曾国藩说，“半由人力，半由天事”，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大彻大悟之语。有鉴于此，一向严于律己，讲求勤、俭、谨的曾国藩在家书、日记中多次提到儿孙不必为官为将，并在遗书中明确提出，后人应多从其遗嘱，少有为官的，即使为官也仅涉及外交、科技，并最后都辞官返归乡里。曾家家风严谨，可见一斑。 一般人之所以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是因为做大官有权有势，有显赫的门第，有丰厚的钱财。曾国藩之所以不愿做大官，是因为他看到了荣华富贵是暂时的，阅尽了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他真正愿意做的是读书明理的君子。 曾国藩把君子定义为：勤劳节俭、自我修炼、吃苦耐劳，既能过舒适的生活，又能过艰难的日子。他为官几十年，不敢稍微沾染官僚习气。在饮食起居上仍然保持贫民的寒素家风，极其节俭也可以，略为丰厚也可以，不过他始终不敢太奢华。不是他无力奢华，而是他不愿奢华。并以此要求自己，示范后辈。他在家书中多次说“不重其为仕宦起见”，如： 我今生依赖祖宗积德，顺利得志，唯恐我一人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弟弟和儿辈，共同立志成为耕读、孝悌、与人友善的家族，而不愿成为仕宦家族。 各位弟弟读书不可以不多，用功不可以不勤，切不可时刻为了达到科名仕宦的目的着想。如果不能识透这层道理，即使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取得显赫的仕宦官位，也终究算不上先辈的贤德孝顺的后代，算不上我辈的功臣。若能识透这层道理，那我就异常的钦佩。 我深感自己学浅才疏，误得高位，于是事事留心，现在我虽在仕途宦海之中，却时刻作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假如到了弃官回家的时候，我本身可能不追求任何名利，妻子可以在家劳动，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对得起家族乡党，仅此而已。 曾国藩对子女职业定位在为士而不为官。为士当耕读之上，坚持用理想激励人，用职业力量历练和督促子女之发展，而非物质刺激，主要是因为他知道理想对未来职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知道所有的物质刺激都是眼前的、短暂的、递减的，而不是长远的、久远的、持续的激励，他更相信正确的职业观教育有助于使这些思想内化为子女的毕生信念，成为以后行动的指南，成功的思想保证。有些人用“升官发财、加官进爵”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盅粟”来激励子女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子女不成龙成凤，反成虫成庸，要么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想做；要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要么败家丧家，为害一方，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因此，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儿子纪泽、纪鸿不要从军、不要为官： 行军打仗本非我所长，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直，岂能惩办滔天之敌？此前虽然屡次得胜，但那纯属侥幸，是我所有想到的。你们长大以后，千万不要涉足军界，因为军界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其容易留下被千秋万代所攻击的口实。我久处其间，天天如坐针毡。唯一无愧于心，不忘所学的，就是片刻不忘爱护百姓之意。近年阅历愈多，深谙统兵之苦。你们唯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可做官。 曾国藩也认为，在治家之中，不能因为升官了，这就说他是孝顺的贤良的；没有能进入仕途，不能光耀门庭的就说他不孝。一个人的贤良与否，要看他的品德行为，而不是看他能否带来什么功利的利益。一个人升官、发财、成名，外表活得很荣耀，并不能说是尽孝。曾国藩在家书中说： 澄弟常以我升官得志，便说我是孝子贤孙，殊不知这并非贤德孝顺。如果以升官得志为贤德孝顺，那以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一时的人物，岂不可以说得上是孝子贤孙吗？ 曾国藩在外做了大官给父母祖宗争了光，并经常慰问家中的老人，给家中寄钱、寄药等，按说应该可以以孝子自居了。但他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仍然非常惭愧在其祖父病重的日子里自己不能在老人面前亲侍羹汤，分他人之劳。 明清用八股试士，八股文是读书人开启官府大门的一把钥匙，曾国藩也是从八股文走上仕途的。然而，曾国藩却相当讨厌八股文。他对儿子提出： 八股文、试贴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 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 万不可徒看考墨卷，汩没性灵。 不只于此，他还认为，孜孜于八股文之中，终会使一个人学业无成，误了终身。他对六弟温甫说：“年过二十，已非年少，如果再挖空心思，耗费精力于八股文考试之中，将来时过学业仍不精，必有悔恨的一天，不可不早图谋改变。”他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说：“说实话，我从前也没看到这一点。幸亏科举早得功名，没受到损害。假如现在还没中举，花几十年的时间去研摩写八股文，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让人羞惭？八股取仕误人终身不胜枚举。” 曾国藩生活在科举取仕的时代，虽然自己并未把功名视为身外物，但他能对科举做如此彻底的揭露与批判，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慧眼与胆识。他在教育弟弟与儿子要读书明理的同时，反复强调自己虽然在外做官，家人切不可自恃家势，干涉地方事务，更不可仗势欺人。 在封建社会，一人入仕做官，门庭自然光大，便是有权有势的家庭了。再往后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仗势欺人。这样的例子不少。如《红楼梦》中的“呆霸王”薛蟠，依仗权势富贵，抱人子女、害人性命，还当没事人一样。可以说，薛蟠是仗势欺人的典型。 曾国藩为读书明理之人，注重讲求明哲保身、藏而不露、谦虚和气、与人为善，因而极力反对仗势欺人。他多次劝导家人不可干涉地方事务，以勤俭自立为治家为本，子弟也应戒奢戒骄，善待邻里、乡亲、族亲。曾国藩认为，自己和九弟曾国荃虽然在外做官，但家人不可因此而仗势欺人，而且更应忍让，在这一方面要学习唐代宗的做法。 升平公主平时最得唐代宗欢心。十余岁时，下嫁大功臣郭子仪的六子郭暧为妻。“恩宠冠于戚里，岁时赐赏珍玩，不可胜记。”可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代宗却从不迁就姑息她。郭暧曾与升平公主发生争执，郭暧说：“你依仗有个天子的父亲吗？我父亲还不愿做天子呢！”公主气愤异常，乘车回宫报父皇。郭子仪听说，把儿子捆绑起来，等待治罪，唐代宗说：“俗话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闺房之言，何足听也！”唐代宗身为皇帝，能够深明大义，不因家庭问题妨害君臣关系，不以爱女之言为进退，且能教育子女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对家庭成员看得如此透彻，诚属难能可贵。 曾国藩在治家中最讲公私分明，反对家人以公济私，干涉公事。如他曾劝父亲、叔父、弟弟莫管公事。他在给父母书中说： 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 此门一开，则求者踵至，必将日不暇给，不如一切谢绝，杜门谢客。 曾国藩叔舅较多，其中不乏仗势欺人者。如在其澄弟来信中就提到丹阁叔冒父名，帮人打官司一事，曾国潢为“丹阁叔近来全不讲品行”而“大可虑”，竹亭公也深责丹阁叔，“呼之来，自知愧，颇认错”。早在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在给楚善叔的信中，劝叔叔们“莫进县城，莫管公事”。他说：“为蒋市街曾家说坟山事，长寿阉和尚说命案事，此虽积德之举，然亦是干预公事。”他还分析了地方官的心理：“凡乡绅管公事，地方官无不衔恨。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地方官外面应酬，心实鄙薄（说公事者）。”总之以“总不到县，不管事，虽纳税正供，使人至县”为妥。同治年间，曾家兄弟权势已达顶峰。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曾国藩更担心在家料理家务的国潢弟做出不妥之事。同治元年，曾国藩专门给国潢写信，信中谈到对本县父母官宜不亲不疏的处世原则，他说： 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诋其非。与之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渠有庆吊，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须绅士助力者，吾家不出头，亦不躲避；渠于前后任之交代，上司衙门之请托，则吾家丝毫不可与闻。 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得知父亲曾麟书在家到处为人家去官府说事，常跑省城、县城，便立即写信给叔父请他劝阻。信中说“侄现在京四品，外放即是臬司。凡乡绅管公事，地方管外面应酬，实在为人所厌恶。以后无论何时，望劝父亲总不到县，总不管事，伏求堂上大人鉴此苦心，侄时时挂念独此耳。”曾国藩叔父接到信后，不仅耐心规劝其兄不宜过问公事，而且严格督教在家的侄辈不要到县里、省里去干预公事。 曾国藩也力戒子弟不要在家乡干预地方行政。他有家书嘱咐诸弟“切不宜干涉军政，恐无益于世，徒损于家。”又告诫诸弟“宜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他还告诫子弟不要拉关系、走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参加岁考科举，都不顺利。同治三年，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寄信叮嘱纪鸿说： 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事后，曾国藩对弟弟说：“纪鸿之文，万无中举之理。”但他终没去走后门，只把儿子接到金陵府中亲自教导。 曾国藩一面劝诫家人、子弟不可干涉公事，力戒仗势欺人，一面提出要接济贫困的族亲，不可生嫌贫爱富的心思。周济族人、不恃家势，这也是曾国藩在劝导子弟不可恃强凌弱的正面引导。他曾专门给祖父写信，详细说明为什么要将寄给家中的一千银两拿出一半周济族戚的理由：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涉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支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人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此二者，孙之愚见如此。 每一个人都有多重身份，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在家族这个环境里，族亲是除了本家庭以外的与己最为密切的关系网络，故有人言“宁失一友，不丢一亲”之语。在这个环境里，一个人品行的优劣、德操的高低，最易被人识透。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连父母都不敬悯的人，很难相信他会敬悯族亲；而不敬悯族亲的人，也很难相信他会兼济天下。此所谓仁德也。 从曾国藩对亲戚族人情谊之深厚，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读书明理”的他，不恃家势，反而能认识到当时农村经济的破弊，主动周济族戚，真实难能可贵。作为耕读世家的子嗣，曾国藩既然来自乡间，就深知那里的艰苦，一旦经济稍为宽裕，就尽力帮助族人亲戚，这也人之常情。在曾国藩亲家李续宾的家乡，有一个叫黄国雄的退伍军人，自己身患白血病，他宁可放弃自己，也要帮助他人，被誉为“平凡英雄”，并被成为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尽管他三十一岁就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名字永远刻在人们的心里。 这就是美德！ 八、吏治兴废，贵在得人 【曾国藩家书精选】 带勇以体察人才为第一 【原文】 沅浦九弟左右： 十二日正七、有十归，接弟信，备悉一切。 定湘营既至三曲滩，其营官成章鉴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弟可与之款接。 来书谓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它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以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复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得胜歌》中各条，一一皆宜详求。至于口粮一事，不宜过于忧虑，不可时常发禀。弟营既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月二三千，便是极好境遇。李希庵十二来家，言迪庵意欲帮弟饷万金。又余有浙盐赢余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禀询，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将来此款或可酌解弟营，但弟不宜指请耳。饷项既不劳心，全副精神讲求前者数事，行有余力则联络各营，款接绅士。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凡此皆因弟兴会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弟宜以李迪庵为法，不慌不忙，盈科后进，到八九个月后，必有一番甘滋味出来。余生平坐无恒流弊极大，今老矣，不能不教诫吾弟吾子。 邓先生品学极好，甲三八股文有长进，亦山先生亦请邓改文。亦山教书严肃，学生甚为畏惮。吾家戏言戏动积习，明年吾在家当与两先生尽改之。 下游镇江、瓜洲同日克得，金陵指日可克。厚庵放闽中提督，已赴金陵会剿，准其专折奏事。九江亦即日可得。大约军事在吉安、抚、建等府结局，贤弟勉之。吾为其始，弟善其终，实有厚望。若稍参以客气，将以 志，则不能为我增气也。营中哨队诸人气尚完固否？下次祈书及。家中四宅平安。澄弟十四日赴县吊丧。余无它事，顺问近好。 兄国藩草 十二月十四夜 【译文】 沅浦九弟左右： 十二日正七、有十回到我处，接到你的信，俱悉一切。 定湘营已经到达三曲滩，此营的营官成章鉴也是武弁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你要和他热情交往。 你来信说兴趣不在这方面，就会觉得无聊。这可非常不好。凡是做一件事情，就要全副精神专注于此。要始终坚持不懈，不要见异思迁，做着这样想那样，这山望着那山高。人要是没有恒心，就会一辈子一事无成。我生平就是因为有这个缺少恒心的毛病，实在受害不小。我做翰林时，本应专注于写诗练字，但却喜欢涉猎其它书籍，打乱了读书的志向。读理学著作时，却夹杂着看些诗文集，干扰了专攻的方向。在六部里任职时，办公又不太努力。在地方上带兵，又不能竭尽全力地办好军务，有时候还读书写字乱了意志。于是到老却一无所成。就是水军这件事，也是浅尝辄止，你应当引以为鉴。现在你带兵，就要埋头努力钻研带兵的办法，早晚孜孜不倦，日所思、夜所梦，除了还兵以外则一概不管。不要又想读书，又想参加科举考试，又想做州县官，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走我的老路，以至一事无成，后悔也晚了。 带兵的办法，最要紧的是寻求、发现人才，其次是整顿军纪，钻研战术。《得胜歌》里的每一条，都要仔细研究。至于口粮这件事，不必太忧虑，不要经常写信催问。你的军队既然每月得到湖北方面六千两，江西方面二、三千两，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李希庵十二日到我爱，说迪庵打算赞助你一万两银子作军饷。另外，我有浙江盐款赢余一万五千两在江西省，昨天盐局派专人来禀告、询问此事，我让他们把盐款解到藩库充饷。将来这些钱可以考虑解送到你部，只是你不要专门请求要这笔钱。军饷的事既不必操心，你就要专心致志地考虑前面讲的那几件事，如果还有空闲就和其它军队增加联系，交结地方绅士。人的身体虽弱，但不要过于爱惜，精神总是越用越足，阳气越提越多。每天做事越多，则夜里睡觉之前越高兴。要是总想着爱惜精神，畏步不前，懒懒散散，没有精神，决不能办好事。这些都是为了你说了毫无兴趣的话我才劝诫你的。你要学习李迪庵，不慌不忙，做事踏实，到八、九个月以后，一定会有一番成果出来。我生平因为没有恒心的毛病极大，如今老了，不能不教导、劝诫我的弟弟和儿子们。 邓先生品德、学问都非常好，甲三的八股文有进步，亦山先生也请邓先生批改文章。亦山教书时很严肃，学生们都很敬畏他。我们家里人经常开玩笑、戏弄人是老毛病了，明年我在家里时要和两位老师把这毛病完全纠正过来。 长江下游的镇江、瓜洲同一天收复，金陵也指日可下。厚庵放外任，做了福建提督，已经赶往金陵共同剿贼，朝廷给他专折奏事的权力。九江不久也可以收复。大概战事会在吉安、抚、建等府最后结束，贤弟努力吧。我开了这事的头，你把它完美地结束，这是我对你殷切的期望。如果你稍稍掺上些客气，就将因此而厌弃原有的志向，则不能为我增光鼓气。营中哨长队长诸人士气还完好吗？下次来信希望述及。家中四宅平安。澄弟十四日赴县城吊丧。余无它事，顺问近好。 兄国藩草 十二月十四夜 历史上每一个成功者，都是被一大群人才推上人生的峰顶的。曾国藩曾经说过：“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他常说：“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在曾国藩看来，办事离不开人，善用人者，虽弱必强，虽衰必兴，不善用人者，虽强必败，虽盛必亡。因此，他在信中提醒沅浦九弟：“带勇以体察人才为第一”，告知曾国荃等人，人才之贤否，关乎天下之兴亡。曾国藩，这位清朝“中兴功臣”，不愧为重视人才、善于用人的杰出大师。他广揽人才，诸如李鸿章、左宗棠、薛福成、华衡芳等，并使他们大有作为。他兴幕府、纳英贤，终成人才荟萃之可喜局面。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纵览古今历史，概莫能外。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人亡政息，国无栋梁才堪忧虑。古人云：“能当一个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用人事关社稷兴废，不可不察，不能不慎。他为何能够如此？皆因其目光深远，深明人才乃国之栋梁这一道理： 一国欲图强非藉人才之力不可。今日之中国必欲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也须赖英才辈出，方能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最激烈精彩的不是战争，而是对人才的争夺。人才的得失直接导致王朝的兴衰，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殷纣王杀比干，而致殷并于周；陈灵公杀泄治，而使陈亡于楚；弱小的燕国得到了乐毅，遂破强大的齐国…… 刘邦与项羽的胜败，也是得人用人的经典之例：拿刘邦自己的话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他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子房、萧何、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因此，刘邦战胜项羽得到天下当上了汉朝开国皇帝。 曾国藩对历史研究很深入，这有助于其重视人才思想的形成。早在咸丰元年，他就向咸丰帝陈言道：“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他站在治国兴邦的高度来考虑人才问题，指出当时京官和地方普遍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的毛病，认为他们“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没浮杂，则知其将替”。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面对内忧外患，曾国藩说：“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而这些人才何处得来呢？他认为，“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便出异人”，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务求之”，所以，人才全靠当权者之发现、培养及使用得当。同治二年，曾国藩在《奏请练调各员来皖补用折》中，明确提出： 我认为，行政的重要任务，首先在于得人，吏治兴废，全取决于州县最高长官是否贤能。安徽用兵十年，糟蹋得不成样子，人人以为那里是可怕的去处。全省确实缺乏官员，只有知府二人、州县长官二人。即使是候补官员，也寥寥无几。每次有了空缺，总是缺乏人员选任。平民百姓长期困迫在水火之中，偶尔遇上一位好官加以抚慰、给予温暖、他们一定会倍受感动，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这样，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别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人。他早在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招募绅耆书》，招人入局： 我奉命协助帮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忡，唯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要嫌弃我，肯慷慨前来光临相助，借此来广泛采取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大履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被克服呢？ 曾国藩对他的弟弟说：“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作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以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儒家以其积极的入世态度，保守的思想，仁教爱民政策和等级有别的主张渐渐被历代统治者接受，儒学成为统治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儒家讲求人治，儒家的政治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伦理的扩大化，它主张贤人政治、道德感化，因此对当政者的品德极为重视。汉代至隋唐之初，各朝一般察人品德优劣，以此用人。隋唐开创科举制到唐代发扬光大，当政者的能力方成考察的标准。总之，曾国藩以儒家“人治”为训，认为政治得失就在于能否用人，故而在他的治国思想中，求才若渴，广招人才就成为了主题，而他的成功也确有多得贤才相助之故。 曾国藩深知人性之优劣，也深知清政府军政腐败的因由，因而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标准就是“惟才是举”，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实益的。 第一，“忠义血性之人最可用”。这是曾国藩的用人标准特殊之处。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誓死效忠王朝，自觉维护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王朝，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曾国藩识用鲍超，就是重“忠义血性”的例子。鲍超是今重庆奉节县人，因家贫从军，行伍出身。咸丰三年，他入湘军水师，任哨长。攻克武昌后，鲍超升为参将，改领陆军，曾解曾国藩祁门之危。后官至湖南提督，乃曾氏帐下一猛将。鲍超不识文墨，仅认得自己的姓名，但作战勇敢，带兵有方，其憨直更令曾国藩喜爱。有一次，鲍超孤军被困九江，欲派人向曾氏求救，叫文书写信，多时未完。鲍超心急，顿足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咬文嚼字！”立即喊亲兵拿来一幅白麻，自己握着毛笔，于幅中大书一“鲍”字，四周作无数小圈围绕，急急封函，派人送去。众人不解其意，曾国藩大笑说：“老鲍又被围矣！”于是派出援军。曾氏知鲍，鲍亦敬曾。有次鲍超学写“门”字，末笔没有写上钩，别人告诉他还缺一钩。鲍超指着厅中大门：“两边都不是直的吗，哪里有钩？”正好墙上悬着曾国藩所赠对联中有“门”字，这人于是说：“曾大帅写门字亦有钩矣。”鲍超一看果然，即跪地三叩首，说：“先生恕吾武人！” 第二，“廉明为用”。“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朴实”。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岳王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凝聚力极为有益。 第四，“智略才识”。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冗冗者。”他指出：“其冗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坚忍耐劳”。“耐劳”本是我国农民身上的优良品质。自古以来，各朝各代以农业立国，国家各项财政收支，几乎全都依赖农业提供。于时苛捐杂税层出不绝，农民通常是吃苦耐劳，来往奔波于田间。湘军之将领多是招募而来的农家子弟，这种坚忍耐劳本就是他们身上的传统，因而湘军能够四处转战而兵将不言其苦，对敌作战能一鼓作气，勇敢顽强，战斗到底。 以上曾国藩选才用人的五项标准，注重人的内在精神，以维护封建伦理为首要。曾国藩认为只有以儒家道德感化将士，才能上下一致，同心协力。以封建伦理道德为首要选才标准，是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中提出的口号，即维护儒教，这样就达到了师出有名、鼓舞士气的目的。除了有一套好的选才标准外，曾国藩还有其高水准的相人之法。据记载，曾国藩预算谋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鉴之精，尚不止此。在军命将，说某人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终；某人福寿，当以功名终，皆一一验证。”故人谓其精通“相人之法”。 实际上，曾国藩观察人并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素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里老儒，伛伛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结好，许为奇才。 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他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他为人威重，三角眼且有棱，在接见客人时，往往注视客人而不说话，看得对方津脊汗背，悚然难持，由此断的才情，百不爽一，实可称叹。 曾国藩一生喜好相人，其治国、治军都需人才帮助，故而对相人有很高的水准，否则，用人不当，不但有辱其名声，更会误事误国。曾国藩曾经就相人专门著有《冰鉴》一书，其中虽多涉及儒家、道家传统学说，精华与糟粕并存，但如能以取舍眼光对侍，也有很大帮助。 龚自珍曾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也曾感慨国中无人，他认为中国若不想与外国列强讲和，就得有四五个得力的大将，他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出来。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人才倾注了较多的心血。只要这个人确有所长，哪怕给他的印象并不好，甚至与他心存隔阂，曾国藩都不惮任用和举荐。大至总督，小至营哨，曾国藩举荐和扶植的人才不可计数。可以说，发现人才是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人才的价值。 曾国藩把举荐英才作为合格的政治家必备的两个条件之一来看待。他三番五次地说：“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并说：“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曾国藩之所以善于选将，皆因其知人晓事。蔡锷所辑之《曾胡治兵语录》，于曾国藩知人晓事之说，甚表赞同。其言曰：“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愤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人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从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也。”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在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荐举人才，为国所用，这是政治家从政治国、用人选人所必需的。晚清以来，内忧外患不断，选才自然更加重要，因而曾国藩大胆举荐人才。为了国家的兴盛，曾国藩举荐人才，只注重人才的才识而不管这人与自己有无仇隙，曾国藩在兴荐左宗堂时就是如此。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堂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国藩爱惜其才，虽二人恶交，仍多次举荐。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堂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氏以兵部郎中用。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堂“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遇大股，以数千新集大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堂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果然，左宗堂于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堂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堂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朝廷推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堂的嫌隙之意？ 在曾国藩的书信中，留下了许多荐举贤才的证据： 总揽大纳之人，拟请伯符、莲舫、筱泉三人。筱泉精细圆适，其从国藩也极久，其为国藩谋也极忠，往年余拟专摺保之。曾为罗忠节两次言之，忠节亦极力赞成。厥后因循不果行。国藩之保举稍吝，不过局度较隘。至于次青、筱泉之不得优保，毕金科之不成功名，则国藩实有蔽贤之咨。中夜以思，如何可赎？今毕金科则长已矣！次青、筱泉二人，万气阁下大力设法优保，或留鄂补用。以私言之，则国藩内有补于歉衷，外有益于报销；以公言之，则二子存心爱民，必不裨于吏法，必有赞于高深。务乞留意承允。--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致胡林翼》 昨天接到您发往江抚的奏折原件，易良干、罗主东、罗镇南都是从九品的官衔，谢邦翰保举做训导之职。我前次信函所拟定的，不该特别上奏，依照江抚原有的奏折上报。对刘长佑这个人，江西已经为他保奏了同知花翎的头衔。衡山的文书中可以不再保奏。--咸丰三年九月初三日《与骆秉章》 由于封建科举的弊端，朝廷不能广招真正有才能的人士，故而慧眼识人，不拘一格荐举人才，为国为民谋福利，这是曾国藩作为朝廷大员的职责，也是一种胆识。但曾国藩也有识人用人的教训。他曾经举荐周腾虎，谁知周腾虎刚得到奏保，即遭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他在日记中写道： 接少荃上海信，知周韬甫在沪沦逝。老年一膺荐牍，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 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在用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时，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并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解释说：“眉生之见憎于中外，断非无因而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无益于我，反损于渠。余拟自买米外，不复录用。”此外如恽世临、郭嵩焘等人，经由曾国藩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一岁三迁已非常之遭际。李宗羲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洋人变诈多端，非勋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结果，清政府接受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 在当今法制社会,法律法规要靠合格的人员来执行，否则,再好的法律法规也是没有用的。若用人不当则是最大的失败。各种贪污腐败、侵权渎职都是用人不当造成的。如山西多家黑砖窑厂非法使用童工，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才八岁。二十一世纪的包身工在悲惨地生活着，四百多位家长签名在网上求救。当地的公安、劳动监察、工商等部门都没有尽到依法管理的职责，不仅如此，公安人员还对解救者说:不是自己的孩子就不要多管闲事，劳动监察部门的人员还涉嫌倒卖童工等等。近年来，各种恶性案件频频发生，水污染、食品有毒、假药泛滥、工程造假、学术造假、无证经营、无证开采长时期以来横行，不是没有法律法规，不是有关执法部门不知道，而是不作为。非要等造成严重后果了，媒体曝光后才过问才处里，处理结果还是轻描淡写，不知道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是在玩乐还是在“赌博”？国家的人事制度改革到了这种地步,大量的不合格执法人员充斥在公务员里，不合格的权力者领导者一群撕毁法律法规的执法者跳着狂舞。头顶上的国徽不再神圣，法槌不再威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成了粪土，眼里只有纸罪金迷，耳里只有撕毁法律法规的迪斯科音乐。我们的某些公仆,不妨到曾国藩那里多学点识人、用人的方法,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多选合格的人才。 九、谦逊为人，戒骄去傲 【曾国藩家书精选】 劝勉力戒惰傲二字 【原文】 沅、季弟左右： 恒营专人来，接弟各一信并季所寄干鱼，喜慰之至。久不见此物，两弟各寄一次，从此山人足鱼矣。 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温雅，远胜往年傲岸气象。 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曰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世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余于初六日所发之折，十月初可奉谕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即须成行。兄弟远别，未知相见何日。惟愿两弟戒此二字，并戒各后辈常守家规，则余心大慰耳。 九月二十四日 【译文】 沅、季弟左右： 恒营有专人来，接到两弟信各一封并季弟所寄干鱼，喜慰之至。很久没看见这个东西，两弟各寄一次，从此山人可以足吃鱼了。 沅弟以我批评之信，痛自引咎自责，害怕陷入危机而思进取于谨言慎行之路，能这样做，定是弟终生取福之道，也是我家门之幸。季弟的信也是平和温雅，远胜于以前傲岸之气。 我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进京，十月二十八日早侍奉祖父星冈公，请示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学是好的，但不可骄傲。满招损，谦受益，你如果不骄傲，就更好更全了。”遗训不远，至今还如耳提面命。现在我谨述此语来告诫两弟，总要以戒除傲字为第一要义。唐虞时的恶人叫丹朱，傲；叫象，傲；桀纣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曰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其实都是一个傲字。我自八年六月再出，就力戒惰字以改变我无恒的毛病。近来又力戒傲字。以前徽州没有战败以前，次青心中不免自以为是的想法；既然败了之后，我更加猛省。大致军事上的失败，不是傲就是惰，二者必居其一；大家族的衰败，也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我于初六发出奏折，十月初可接到圣旨。我如奉旨派出，十天之内就要成行。兄弟远别，不知何日再相见。唯愿二弟戒此二字，多戒后辈子孙常守家规。那就是我心中莫大的安慰了。 九月二十四日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写信给鲍超，要他“力去‘骄矜’二字”，并强调说：“贵镇统师日多，声明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满之心，庶几以谨厚载福。”在曾国藩眼里，谨虚戒骄，不只是一种做人的态度，更是明哲保身的手段，他的弟弟曾国荃，与鲍超的性格有些相似，他才大气大魄力大，就是有点傲。在曾家五兄弟中，他继承其母倔强的性格也特别多。如果不加以引导，很有可能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曾国藩一生对这位可望成才的九弟倾注心血最多。既苦口婆心地规劝，又循循善诱地引导。曾国荃性格傲慢，曾国藩劝勉他“力戒惰傲二字”，并说“长傲多言为致败之凶德；”曾国荃爱发牢骚，曾国藩引导他“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曾国荃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提醒他“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特别是攻下天京之后，曾国藩更是担心九弟恃公自傲，又写信给他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闪起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在上述给两个弟弟的信中，曾国藩从祖父的教诲、历史的教训、湘军徽州战败的例子等多方面告诫弟弟“力戒傲字”，并强调“惟愿两弟戒此二字，并戒各后辈常守家规，则余心大慰耳。” 曾国藩在做人处事、交友尊师上都主张谦虚，认为骄傲自大、盛气凌人不但不益于自己的学业、品德的修养，容易产生自满、固步不前、心浮气躁的毛病，而且骄傲的人往往交际能力极差，不懂得尊重他人，因而得不到他人的帮助。同时，在治家时也认为傲气是败家的根源，不可不戒。他教导子弟持家以勤、俭、谦三字为主，故而在日记、家书中，他多次提到谦谨的好处，骄傲的害处。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藩在给其弟的家书中说： 位不其骄，禄不其侈。凡贵家子弟，其矜骄流于不自觉；凡富家之子弟，其奢侈流于不自觉，势为之也。欲求家运绵长，子弟无傲慢之容，房室无暴殄之物，则庶几矣。 这段警世之语，足可以作为治家方面的座右铭。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与纪泽书中说：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皆是，车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奢傲二字者。 诸子侄无傲气否？傲为凶德，惰为丧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时时留心儆戒。如闻我有傲之处，亦写信来规劝。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自己唯恐增长傲气，也时刻关心着他四位兄弟及子侄们能否“戒傲”。 “满招损，谦受益。”儒家强调守身以谦逊为本，反对自满自足。骄傲是对自己的尊大，对他人的轻视。清初大儒唐甄说：“意念之间，自足而见其足，过人而见其过人，是即傲矣；足而不以为不足，过人而不以为不及人，是即傲矣。”骄傲自大的人，只看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短处，觉得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强；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和短处，而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任何人在他的眼中都不值一哂。这种人在交往中神气十足、盛气凌人、不尊敬他人、盲目自大，当然无法得到他人的尊敬和亲近，无法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曾国藩对于下一代的成长，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呵护，特别是下一代的“戒傲”，更在他的家书中屡屡可见。如： 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前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不深信，犹能自省息惕，若以傲字告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弟做过小，吃过苦也。 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弟过盛，万目所属。临行时，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条极力去傲惰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曾国藩的这些训导，都是情深意切，语重心长，希望家人子弟都能感受他的期望，戒去骄傲的习气。诚如曾国藩认为的那样，古往今来由骄傲而奢侈而淫逸而放荡，以至于无恶不做、终致败家的事例数不胜数。其中许多是父兄骄，子弟也骄；只有父兄并不骄，而疏于管教子弟，导致其因骄横而倒行逆施而丧身灭族。 西汉的上官桀，年轻时只是个小小的官员。一天，他跟随武帝到某行宫，路上恰遇大风雨，辇车无法前进，车盖也被刮得东倒西歪，使帝驾无法避风雨。上官桀把车盖解下来，双手擎着，用车盖挡住风雨以护驾。武帝大为感动，认为他很忠诚，从此便格外亲切，宠幸他，封官赐爵累至太仆，位在霍光之上。武帝临终遗诏命霍光任大将军辅少主，以上官桀为副。自此之后，上官桀的骄日甚一日，仗着孙女儿是皇后，开始与霍光争权。其子上官安由于家庭中的耳濡目染，加上因为是皇后之父而封候升宫，于是由骄横而淫乱而作恶多端。上官桀、上官安父子由极骄极满终至要杀害霍光，废皇帝而自立，最后被朝廷灭族。此乃父骄而子傲，终于败家的典型的一例。 早在曾国藩考入翰林之时，他的祖父星冈公就反对家人去投靠依仗曾国藩，认为耕读才是治家长久之计。况且公私应经纬分明，仗势欺人，不是忠厚家族祥瑞的气象。家风悠远，曾国藩受益匪浅，自然也以戒骄去奢教导家人。 曾国藩家风以耕读为本，这种淳朴的家风就养成了曾家子弟勤俭谦虚的好习气。家风如此熏染，曾家子弟也自强不息。曾国藩几次家书中都教导家人子弟不可依仗父辈为高官来送条子、托人情、走后门，就是要让他们能自立自尊，修养品德，戒除骄气。 中国有“远了亲，近了分”的俗语，说的是相隔远处的人格外亲切，而相邻居住的人家都显得生分。这是因为前者往往没有利害冲突，而近亲近邻往往会有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曾国藩经常告诫自己的家人千万不要因敬重远亲而慢待近邻。他说，我们家初步富裕，千万不可轻慢近邻。除了不管闲事、不帮官司之外，有可行方便的地方，决不要吝啬。他还在家信中说：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哪比得上分润戚族，使戚族感谢我父母的恩德而更加一番钦敬呢？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首诗是清康熙文华殿大学士张英所排除家人与邻里之间争夺地界所作。咸丰初年，曾国藩父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及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曾国潢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此诗便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胸襟豁然开朗。“让他三尺又何妨”！秉承这一思想，将地退缩了三尺。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能方便曾家，也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见解，转让给了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好近邻”。我国一直就有与邻为善的好传统，认为邻里虽无血缘亲情，但大家乡里乡亲，家与家只有一墙之隔，可谓“低头不见抬头见”，日常交往要比一般人多。邻里之间的关系如此亲密，自然要慎重对待。要知道，处理好与邻里间的关系，不但能教导子弟如何与人相处，更关系到自家子弟成长环境氛围的塑造。成长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我国古时的孟母三迁，就是为了能让孟子从小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成长。可见古人对邻里关系影响孩子成长的重视。 曾国藩家风中便有亲善邻里的遗训，其祖父星冈公曾说：“人待人，无价之宝。”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相联的。如果与族里邻里不能和睦相处，那这一家便会成为人们抱怨的对象，迟早是要毁败的。曾星冈一面操持家务，一面善待邻里。曾国藩受益于此，便继承下来用以教导子弟。 尽管曾国藩家教极严，其弟则违教者多、听从者少，尤其是其四弟曾国潢，在乡最为跋扈，颇为人们所怨恨。 同治年间，原来参加湘军的人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曾国潢在乡，不仅为剿杀哥老会卖力，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不答应拗不过他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折磨太甚。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床哭几日。友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 曾国潢在乡间为人所恨，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他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要义。”后来曾国藩奔父丧在籍，听得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欲要惩教其弟。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计上心来，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刺向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潢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又问：“我只有锥子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其弟不仅居乡杀人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好转。 从这则故事中可见，曾国藩是严格管教子弟与邻为善的。但因其兄弟皆位临高官，自己又是“中兴第一名臣”，一家权势显赫，难免不生骄傲之气，曾国藩为此常常专门写家书劝导，让家人从小处下手，要戒除骄傲之气，善待邻里。 在封建社会里门第观念是很浓重的，东晋南北朝时，门第观念就已发展到极点。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门”，最为典型的表现是朝廷任官都是按九品中正从最显赫的家族由高而低，相对地授与官职，于是，象历史上谢、王两家一样，造成了几大家族垄断朝廷权力。这些士族子弟大多在骄奢的氛围中长大，平时只是崇尚玄理清淡，根本不问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因而东晋王朝一直是偏安一隅，苟延残喘，最终是人去楼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说这些家族没落后的衰败景象。 门第观念在联姻中也表现突出。几户权贵人家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通常只是在他们内部联姻，从而结成了庞大的关系网。 封建社会里妇女的地位一直是很低下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一直渗透于整个封建社会。妇女在家庭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在父权大于一切的年代，子女的婚姻更是身不由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不可违背的。曾国藩常年在外，很少亲理家事，但家政过问较多，尤其是关于儿女婚事。那时，讲究门当户对，曾氏家族为湘乡第一显赫门第后，按理所结亲家不说是豪门显族，至少也是达官贵戚。但曾国藩的几个女儿有的婚事并不成功，特别是女婿的玩世不恭使他大为恼火。这促使他考虑儿女的婚事时不仅从门第上去权衡，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家风和生活习惯上去考察。 曾国藩一生以儒学的卫道士自居，儒家的这套婚姻理论他自然也继承下来，儿女婚嫁，都要过问。难能可贵是的，他能提出“不与骄奢人家结亲”。这是由于他的家风提倡勤俭、谦和，而官宦富贵人家子弟通常都有骄奢习气，出于洁身自好、维护门户，自然是要拒绝那些富贵子弟。况且大多官宦人家之所以想和曾家联姻，也不过是看中曾兄弟在朝廷中位高权重，有意攀结。对于这种情况，曾国藩如洞察明火。湖南有一常姓显贵家庭，几次都想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然而曾国藩并不乐意。这倒不是常家与曾爱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而是因为曾国藩听说这位常世兄生活习气骄奢、跋扈，不可一世。他所穿的衣服极为华贵，他所用的仆从也气焰嚣张，更令人厌恶的是他最喜欢倚仗其父亲的势力作威作福。曾国藩担心常家女儿有官宦人家的骄奢习气，如果嫁娶过来，不仅败坏曾家家规，还会引诱曾家子弟好逸恶劳。咸丰六年，曾纪琛13岁，有人做媒，配罗泽南次子兆升。罗兆升因父功勋，钦赐举人，内阁中书，赏戴花翎，特授陕西孝义厅抚民府，诰授奉政大夫。曾国藩与罗泽南为患难之友，生平志向相投。按照常理两家结为儿女亲家是好上加好，但曾国藩认为罗兆升有“官宦气”，故表示不中意，因此在家中写信：“罗家结亲的事，先暂时缓一下。近来人家一当了官，便滋长骄奢的习气。我深深以此为戒。三女儿找女婿，我的意思是选择一个节俭朴实的耕读人家，不必一定是富家名门的。” 出于这种考虑，关于其子曾纪泽的婚事，曾国藩在给父亲的信中也这样说：“纪泽儿的婚事，再晚一两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或者请您在乡里选择一耕读人家的女儿，或者儿子在京城自定，都得以没有富家子弟娇气的人为主。”从这一角度出发，曾国藩在儿女定亲问题上，甚至能跳出当时人们普遍在意的婚配的人选是嫡出与庶出之分的俗见。曾纪泽要娶贺长龄之女为妻，但曾国藩的妻子听人说贺女乃是庶出，表示反对。为此，曾国藩在给诸弟的信中说： 纪泽与贺家婚姻的事，观闰八月父亲及澄弟信，已定于十月订盟，观九月十四澄弟一信，则又改于正月订盟。而此间却有一点挂碍，不得不详告家中者：京师女流之辈，凡儿女定亲，最讲究嫡出庶出之分，你的嫂子听说了贺家姻事，即托打听是否庶出，余以其无从细询，亦遂置之。昨初十日接家中正月订盟之音，十一日即内人亲至徐家打听，知贺女实质庶出，内人即甚不愿。余比晓以大义，以为嫡出庶出何必区别，且父亲大人业已喜而应允，岂可得有他议！ 曾国藩家风崇尚勤俭，他之所以反对与骄奢人家结亲，也是因为他认为“亲奢之家难以久远”的缘故。封建社会里的婚嫁制度造成了两家的结亲往往不是出于子女的感情，而是某种利益的互补，嫌贫爱富、讲求门当户对是现实中生存的需要，这样的结果产生了许多不幸的婚姻家庭。曾国藩虽然也不干涉儿女婚嫁，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抱着清醒的态度去面对，不贪人富贵，不恋人权势。 从历史上看，不论是一个阶级，还是一个政治集团，如能戒骄戒躁，就会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和顽强生命力。若当艰险过去、云开雾散的时候，就停滞了，骄傲了，涣散了，结果，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上因胜而骄，因骄而败的事例事例太多了。十七世纪中叶，明末农民起义军经过多年的奋战，终于使大明王朝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消耗殆尽，及至当李自成挥军出陕，进逼北京之时，明军已是全线披靡，不堪一击了，起义军遂以摧枯拉朽，急风暴雨之势，很快占领了北京。然而这一巨大的胜利，却使起义军首领们过分陶醉了，他们纷纷然、昏昏然，全不以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为意，待到虎视眈眈的清军长驱入关时，才仓促迎战，结果一败再败，不可收拾。对此，半个世纪前，郭沫若在其所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有着生动的叙述和深刻的分析。毛泽东主席曾指示全党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起义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陈胜在“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的大好形势下，耽于富贵，因骄傲而腐败，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据《史记》记载，与陈胜一起庸耕过的农民，当看到其所居住的豪华宫殿时，曾惊叹“涉之为王沈沈者”。在那种战火纷飞、军情紧急的情况下，陈胜的生活居然如此奢华，这不能不对农民军的斗志，造成严重的腐蚀和影响。内讧往往是骄傲和腐败的伴生物，它常常不是发生在形势严峻的危难之时，而是发生在一些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或已经取得之后，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就是这样。正当太平军攻势凌厉，频频得手，清军处处被动，捉襟见肘，整个战场形势十分有利于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和杨秀清争夺领导权的矛盾却开始尖锐和激化了。于是出现了韦昌辉诛杀杨秀清和二万多久经考验的太平军将士的暴行，石达开又除掉了韦昌辉，洪秀全又逼走了石达开。从而造成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丧失了一鼓作气推翻清王朝的最好时机。“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自我消耗，自相残杀，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从这些例子看，曾国藩的谦逊为人，戒骄去傲，确实一生经验的总结。我们不妨学学曾国藩，做一个谦逊、远离腐败的人民公仆。 十、整饬吏治，严惩贪劣 【曾国藩家书精选】 闻永定河决口之信弥深焦灼 【原文】 字谕纪泽儿： 接尔十一、十二日两禀，内有澄、沅两叔信，俱悉一切。 余日内平安，惟以眼蒙为苦。天津人心汹汹，拿犯人之说，势不能行，而非此又不能交卷。崇帅欲余撤道、府、县三官以悦洋人之意，余虽知撤张守即大失民心，而不得不勉从以全大局。今又闻永定河决口之信，弥深焦灼。自到直隶，无日不在忧恐之中，近三四月益无欢悦。惟祝左目少延余明，即为至幸。 庚帖礼物尽可不必寄来，尔寄信先行阻止，余亦当徐寄一信也。李少帅两信言须调兵自卫，顷已调保定丁乐山所统之四千人来此，其张秋之队暂不必调。朝廷一意主和，调兵转生疑端，且亦未必能御寇也。余不多及。 涤生手示 六月十四日 【译文】 字谕纪泽儿： 接到你十一、十二日两次的禀告，里面有澄、沅两叔的信，得知一切。 我近日平安，只是苦于眼睛看不清。天津人心纷乱，缉拿要犯的做法，看来不能执行，但除此又无法向朝廷交代。崇帅要我撤掉道、府、县三个官的官职来取悦于洋人，我虽然知道撤张守官职会大失民心，但也不得不勉强以大局为重。今又听说永定河决堤的消息，非常焦虑。自从到了直隶，没有一天不在忧虑恐慌之中，近来三四个月更没有可以欢悦的。只祈祝左眼眼明的时间能长些，就是大幸了。 庚帖礼物不必都寄来，你先写信阻止，我也要很快寄一封信去。李少帅两封信中说要调兵自卫，不久已调了保定丁乐山所统帅的四千人来这里，他的张秋的队伍暂时不必调动。朝廷一心要主和，调兵就会产生怀疑，而且也未必能抵御外贼。其它不多说了。 涤生手示 六月十四日 在一个社会,官员的作用十分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品行高下、能力强弱,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的运行。转轨社会和动乱之世尤显突出。晚清官场的腐败是人所共知的，当时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侮，除了清王朝无能以外，主要原因就是各级官吏普遍腐败。这样一个社会能坚持下来并发展下去，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部分有识之士起到了存亡继绝的作用。他面对国家的危亡，不是退避自保，而是把身家性命搭上，屡败屡战，终于挽回了清王朝的第二次生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