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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晚清书院的复兴 彭小舟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 要]曾国藩与书院渊源极深，对晚清书院面临的窘境有深刻的认识；在他成为地方大吏后，自己动手或资助别人修复多所书院，荐聘了多位山长，尊师重教，把书院建设同贯彻理学经世理念、承担化民成俗重任结合起来，从而引起了广泛的时代反响，促进了晚清书院的复兴与近代文教的发展。 [关键词]曾国藩；晚清书院；立体建设；复兴；影响 曾国藩对近代社会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他对近代书院的复兴作用基本被忽视，仅少量文章论及他与某个书院的关系，尚无专门文字予以整体的论述，这在已形成“曾国藩热”的今天，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本文试图就此做点粗浅分析，敬请指正。 一、曾国藩对晚清书院窘境的认识 书院是唐宋以降的一种优秀文教组织，办学比较自由，在传授知识、研究学术等方面曾起过重大作用，但到嘉道时弊端已现，此后更是危局屡现。对书院素有好感的曾国藩，对此认识比较深刻，但对它充满期待。 1．对书院充满好感 曾国藩对书院一直深感亲切。就读涟滨书院时山长刘元堂见其“诗文，叹赏不置，以为大器” ，后中秀才，中举后才离开岳麓书院，故书院生活成其美好记忆。而两位对他极具影响的老师则拥有辉煌的书院经历：一是其私淑老师、20多年来“主钟山书院讲席”的姚鼐，曾氏坦然承认“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 ；一是自承“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 的唐鉴（镜海），也主讲过钟山。另外，他修族谱时寓居过石鼓书院，剿捻时曾将滕县道一书院做公馆，还曾临时寓居嘉祥书院，就任直督的头15天住在与莲池书院门户相通的莲池。曾氏正因自己与师友亲朋、幕僚正面的成功经历，故对它一直充满了好感。 2．对书院窘境的认识与对策 道咸间书院弊端已现，又遭战火破坏，曾国藩对此有深刻认识，还相应提出对策： 第一，修正教学宗旨。曾国藩反对书院那种全盘为了科举的应试教育，赞成制定新学规，倡导“士人为学，自以抗希往哲、深明道义者为最要，本不可专溺于文辞。……近来讲学之人，务为高论，未通章句，先鄙文辞为不足为。文风日衰，儒术日陋，弊皆坐此”，而应“勤学问以广才，扩才识以待用，……于士人进德修业不无俾助” 。 第二，重订山长选聘标准。曾国藩强烈反对“以科第相高，以声气相结” 延聘山长的陋习，为之重订选聘标准：首先，必须“学问切实，践履笃诚” ；其次，须精力充足，因衡文任务繁重，而人到“老年但宜颐神，不宜劳心也” ；再次，应才德兼备，善于讲解，堪为表率，如在为莲池书院山长选聘时说“思欲得一德成而学富者为多士之楷模，或作山长，或别为位置，总求庄敬挚恳，与士类旦夕切磋” 。 第三，修复战时受损书院。因太平天国曾明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也” ，“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同样供奉孔子、诵读诗书的长江中下游书院自然也遭到沉重打击，大多沦为废墟，师生星散。曾氏对此极为仇视，认为此劫“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因而呼吁文化重建，实现中兴；在他成为两江总督后致力于修复、重建并复兴书院，也就顺利成章。 3．期待书院承担“化民成俗”的重任 社会急剧转型之际，曾国藩力主张书院承担相应的时代使命。他自点翰林以来“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 ，在为钟山书院延聘李联琇时就坚持“儒生贵在识时，经术原以致用” ，故见“直隶近日风气朴陋，又苦无人提倡” 就想为莲池书院聘位“本领既须超越时流，教人又须殷勤烦耐” 的新山长，带动书院师生与直隶士子“上下交相劝勉，仰希古昔与人为善之轨，与化民成俗之道，或不无小补” ，主张书院培养人才与引导改变社会风气结合起来。 如果说弊端书院本身可逐渐克服的话，那太平天国沉重的打击则远非本身所能解决。这个时候，原本熟悉书院内外情况、又对它充满好感、现任江督——江南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曾国藩，适时出手就有特别意义。 二、曾国藩对晚清书院的立体建设 针对晚清书院窘境，曾国藩从人到物，从迁址到资助，予以立体建设。 1．重建书院的物质基础： 针对江南文化设施破坏严重而百废待兴的情况，曾国藩首先大力修复书院： 首先，着手重建敬敷书院。该书院，第一个受惠，位于安庆同安岭，为省级书院、昔日桐城派基地。1861年夏末，曾氏鉴于它已毁于兵燹，改在姚家口西街（今安庆电视台附近）进行重建；翌年正月十七下午还特意“至东门看新葺之敬敷书院，酉初归寓” ，可见进度较快，不久后恢复招生。经过重建，规模有所扩大，清末安徽的文化教育逐渐恢复了元气。 其次，抢修金陵书院。曾国藩根据现状以及资金情况，积极“另筹专款” 先后修复，重点有三：钟山书院，原位于城内旧钱厂，当时被全部破坏，入城伊始首先着手修复这所江苏省学，另寻校址草创于城东隅，且关心工程进展，曾经“至新修葺之钟山书院一看，辰正归” ；遗憾的是“堂屋斋舍之制十不逮一，章缝弦颂者靡所栖止，学者憾焉” 。尊经书院战后亦成废墟，1864曾氏开始在冶城山下修建江宁府学，其中就有尊经阁的维修工程，而书院就位于尊经阁东西两侧；1867年曾氏加派“候补道桂嵩庆，暨知府廖纶，参将叶圻” 予以重修，于1869年七月完工。惜阴书院，位于今天清凉山旁的龙蟠里9号，曾国藩对旧址修复与扩建，规模颇大，金陵书院开始迅速复兴。 再次，批示别人维修、创建书院。曾国藩深知“会试之公车费、……书院之膏火费，均系培植学校之基” ，主动批准资助维修、创建江南书院，如批准“云龙书院公田二十顷，即在王团靠南铜境内丈拨，不敷者于沛境连界处照数补足。……歌风书院倾颓，现议兴修，准拨地八十顷” ；也十分重视上海书院教育，赞应宝时创办龙门书院“广聘名师，崇尚正学，亦足以潜移默化，挽回浊俗” ；还要求专款专用，不准金坛县令王其淦将“书院、试院存公款项四千串文” 挪修城墙；另外，对当涂、宁国的书院建设也做过批示。曾氏有关举措有助于文教振兴，也为其他重建措施开创了一个良好环境。 最后，指导并负责兴建益阳箴言书院。1859年春曾国藩建议胡林翼“用书院字则大方，用学塾字则谦恭，二者皆可用。学舌字则不必矣” ，在胡死后又承担起领导责任，对李续宜所说“箴言书院未竟之事，国藩与阁下当代为主持一切” 意识可为明证，而他所撰序言更具指导意义；还训示具体建设者文希范、周开锡“奠仪先尽书院用之，斋房宜宏壮，膏火宜优裕” ，如“书院工程如嫌其少，不妨于存项四千余金之内，再行提用二三” ，箴言因而发展良好。 2．培养尊师重教的风气 曾国藩礼贤下士，从虚的一面为晚清书院培养尊师重教的风气。 第一，选聘山长“为多士之楷模”。曾国藩富知人之明，为数所省级书院延聘过新山长，如聘李联琇为钟山书院山长，聘周缦云为尊经书院山长，薛雨时为惜阴书院山长，王振纲为莲池书院山长，其中可以敬敷山长延聘为例：曾氏延聘精于舆地、小学的“绩学士” 汪士铎氏为新山长，还为它先后聘过马恩溥、倪文蔚（豹岑）为山长。马“掌教敬敷书院，深得士心” ，三年丁忧期满卸任；曾氏又因朱兰“奖许之人，类多佳士”，故与之商量“如豹岑足孚乡望，即当与阁下合函推荐” 。他们比较称职，培养了陈独秀、李烈钧等优秀学生。 第二，有原则地向别人推荐山长。最早是1849年通过自己的戊戌年会试房考官季芝昌替其岳父欧阳沧溟谋衡阳莲湖书院山长职位，而欧阳“适馆课徒凡四十年，主讲莲湖书院者又十年，门下生著籍数百人” ；后来多次向李鸿章兄弟推荐，最先推荐的是晏端书（同甫），事后还打听“晏同甫梅花书院一席，已下关聘否？如尚未下，敬求即日速办” ；还向李翰章推荐过伍肇龄、向李鸿章推荐过梅绍裘。另外也向鄂抚郭伯荫、湘抚毛鸿宾、东抚阎敬铭推荐过人。当然，曾氏也婉拒过不少人，如不支持四弟国璜推荐曾香海作故乡东皋书院山长，因其“今年办公事，未必能专；年逾六十，精力渐衰，未必能勤” 。可见，曾氏很讲原则性，如求荐人不具某些先决条件，就不会无原则的玉成。 第三，尊重书院师长。这尤其表现在尊重山长上，一是热情待人，适当增加山长脩金、生童膏火，如批示“云龙书院山长脩金、监院薪水、生童膏火、课卷、课饭暨花红加课、书院岁修等项，准于铜邑之二百顷内再拨地二十顷，共计四十顷，以裕经费” ；二是待遇感人，热情加强同山长的联系，如请李铁梅山长吃饭6次、谈话6次，同王振纲也多有联系。总督曾国藩礼贤下士的风范，感动了大家，增进了教学效果。 第四，重视书院教学。曾国藩主动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建议改善教学，如向敬敷建议“大抵说理欲精，审题欲细，……故作文与作人之道不分为二事” ；二是注重课程建设，他维护惜阴“每月官课一次，系属定章”，婉拒其肄业生何延庆建议添试古文的建议，但赞扬他“力求朴学，抗希前哲” 。他的建议有针对性，效果明显。三是重视官课，以敬敷为例：曾氏对别人说“并未至院召诸生会晤一次” ；实乃自谦之词，早在1861年正月二十四日亲“至忠义局考试。敬敷书院举贡生监均准予考”，考题为他自拟，“四书题《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诗题《翰墨场中老伏波》” ；后更频繁地送学、出题、考课。 最后奖励优秀。他批示云龙、歌风等书院嘉奖优秀学生，如1865年通过安庆知府陈庆溥建议敬敷对其学业优秀的“照旧给奖，由粮台垫发” 。这种激励机制使书院上下充满了学习的热情，不少人脱颖而出。 曾国藩一条龙的关怀举措，使书院恢复元气且有所壮大，尊师重教新风重树，可谓虚实相济，因而成效可期。 三、曾国藩对晚清书院文化的弘扬 曾国藩在战后整体重建中，还通过多种手段来表彰晚清书院，并为书院师生指明治学方向，有力地弘扬了晚清书院文化。 1．热心而频繁的文字表彰 曾国藩以其丰富阅历、崇高德望多次为书院作记、撰联，或撰文大力予以表彰。 首先，作序表彰胡林翼倡议的箴言书院。曾国藩为之修订“院志”，“本欲将胡氏父子育才肫肫之意写出” 而撰成《箴言书院记》，预言它“将萃益阳之士而大淑之。……崇实而黜华，贱通而尚介。循是不废，岂惟一邑之幸” ，期待相当地高。 其次，多次撰联表彰书院是求知、养性、问道的胜地：如“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杰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 ，是为老友罗汝怀“罗老师掌教新东皋书院，通县悦服。开张既好，以后书院必诸事顺遂，人文蔚起，可喜可庆” 而题；还有为衡阳莲湖书院所提的“莲香入座清，笔底当描成这般模样；湖水连天静，眼前可悟到斯道源头” 等联，指示师生应在幽雅环境中认真读书悟道，与“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晚清乱世浮躁的学习气氛极具现实意义。 再次，以多篇文字赞扬书院文化。《欧阳生文集序》表彰钟山姚鼐山长“门下著籍者，各以所得，传徒授友，往往不绝” 而光大桐城派，《唐确慎公墓志铭》表彰成功主讲钟山的唐鉴被咸丰召见而“极耆儒晚遇之荣” 。不应被忽略的是《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因为他有感于1879年五月莲池书院“馆课，诸生多不交卷，一哄而散” ，故“阅《北学篇》，将作《劝学》文，告直隶士子也” ，又因它“为通省士子集会之所”是向全省宣传革新、务实观念的天然窗口而为之指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 的治学方向，鼓励书院及其师生发挥示范与辐射作用，引领文风、学风、士风、世风的改变。 2．提出承前启后的指导思想 曾国藩为书院提出的指导性的理学经世思想，与其老师姚鼐、唐鉴直接相关。他认为姚“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乃“持论闳通” ，认为“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 的唐氏“可谓深切著明，狂澜砥柱” 。随着社会情况愈益严重，曾氏认识到“将来隐忧方长，吾辈任疆圻者，惟当练兵训士，储备人才，修造轮船，隐图自强之策” ；因而主张书院亟待改变自己的教育理论，培养新式综合型人才；在主张治学务宏即“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 的基础上，吸收姚氏重视“考据”的思想，把经济从唐氏“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 那里的从属地位提高到并列地位，完整提出著名的 “为学之术有四”的理学经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姚、唐学术思想，直接指导书院焕发时代活力，进而成为影响重大的社会思潮。 3．视为整体重建的先导环节 复兴之举，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因“振兴文教，亦善后中之要务” ，也因“亟宜振兴文教” 先应“培植学校之基” ，最先应修复书院，并赋以文教先行、经济随之而达成化民成俗之目标的意义。他又扩大书院教育方法的实践范围，移植到转移文风、吏治上来：如“尝谓督抚之属僚，宜以书院山长之法行之参革，其有无良者譬之逐出院外，摈而不齿，为数究不甚多。此外每月严课勤教，优者列高等，视同子弟；即劣者惩戒扑责，亦未尝不忘其修业成名，进学中举，光我门墙也” ，进而实现同光中兴。 同时，曾国藩极力反对传统书院那种单一型、直线性、封闭性的教育模式，并努力改变，引导书院增加教授实学，谨守唐鉴所遗师训“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 ，认为“师夷智以造炮之船，可期永久之利” ；进而接受容闳建议设立沪局兵工学堂，进行学徒式讲授，它无疑是个书院性质的新式学堂；后来又接受容氏建议派遣幼童留美，从而开创留学的先河，培养了詹天佑等新型知识分子，完善了近代高等教育等方面的近代化。史实表明，书院与新式书院、新式学堂、新式教育、新式留学教育的发展形成了逻辑一致的文化教育链条，从而使书院成为整体事业中先导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曾国藩复兴晚清书院的重大反响 曾国藩致力于对晚清书院的全面建设，扭转了那种陈旧而又残破的局面，带动了它的全面复兴，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反响。 1．门生故吏与时人的模仿 曾门弟子表现最突出，集中体现在对莲池书院持续发展上。灊山说：“自黄子寿先生主莲池讲席，始以稍教实学，课诸生写日记，规抚渐具。武昌张濂亭先生、桐城吴挚甫先生相继主讲于此，河北风气，因此大开，于是占仳揣摩之所，一变为储才研籍之地矣。” 黄彭年（子寿）中进士后开始师事曾国藩，挽曾氏联中就署名为“门下晚生黄彭年” ，后于1888年创办苏州学古堂。至于张裕钊（濂亭）、吴汝纶（挚甫）被曾氏誉为 “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 。张山长（1883-1889）以书法享誉国内外，日本人宫岛咏士曾到此学习，开创首招近代留华学生的先例；宫岛随张氏学书八年，回国后创办了至今不衰的“善邻书院”，促进了中日交流。吴山长（1889-1903思想更加开明，曾附设西文、东文学堂，聘请英籍、日籍教师，传播新学，倡导启蒙；并且扩招留学生，本田幸之助、中岛裁之就是他的弟子，师生为日本与直隶乃至中国的教育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极高的赞誉，“北方风气之开，终当属之吴挚甫先生也” ，自己也被敬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至于首席弟子李鸿章深受其影响，如在继续扩建尊经书院，1865年复建紫阳书院；又如筹款1.2万两再次修建正谊书院，因袭曾氏模式“损益惜阴书院旧章，又参用湖南岳麓城南等书院之式” ，并聘请洋务思想家冯桂芬为山长；还向莲池捐款购书建成万卷楼，并将新设的《畿辅通志》局设在书院中。1885年曾氏弟子薛福成在宁波创建了崇实书院，春在堂主人俞樾也曾主持诂经精舍。 曾国藩幕僚兼老友郭嵩焘多次为岳麓、城南等书院及其词碑作记，还重建湘水校经堂，并创建思贤讲舍；并特地为曾氏门生江忠源之弟江幼陶重修新宁书院作记，赞它将“挈提楚人，日抵于贤圣” 。1891年，旧部刘坤一在江督任上为钟山书院规旧址廓而新之，另一旧部广东巡抚蒋益澧等人曾向菊坡精舍捐资两万金为膏火经费之需。类似的例子，除吴坤修、应宝时外，左宗棠还修复过南菁书院，直接促成了江南书院的复兴 2．好评如潮 曾国藩复兴晚清书院的成功，反响很大，得到各界的广泛好评。 首先，生荣真实地表达了朝野对他的评价。突出例子如：御史王朝棨在奏折中赞他捐廉修复敬敷实含“于嘉惠寒士之中，寓识拔真才之意”，指出“皖省士人无不颂德” 。确实如此，1864年八月曾氏移驻金陵时敬敷“马山长来一坐，带教官四人、肄业生多人，呈送行诗册约百余人，皆歌咏公德” 。 其次，死哀也能说明问题，金陵文教界尤有鲜明体现：有惜阴薛山长《挽曾文正公诗》“我率孤寒八百士，生刍奠罢一沾巾” 为证，有金陵三书院秀才挽联“兆姓庆生还，教养兼施，十年絃诵声闻，务本先教陪士气；斯文失宗主，典型犹在，八百孤寒泪下，伤心岂为感私恩” 纪实；而江南官书局的张文虎、唐仁寿所挽上联“廿年军国久亡身，不愧千秋史册；三省官民齐下泪，岂徒八百孤寒” 可佐证，但意境更为沉痛。 再次，对“三不朽”的曾氏复兴书院，后世思想家多有赞誉。清代学术史研究权威钱穆认为“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在其学业与文章” ，其评价相当高。正因曾氏人格魅力使书院人才群体更具亲和力、凝聚力，故人亡而政在，人逝而业存，对晚清近代转型的影响无人能比。 最后，政治家的分野也说明曾国藩复兴书院影响的重大。抛开容闳、蔡锷、蒋介石对其推崇不谈，青年毛泽东认为他同范仲淹一样是“办事兼传教之人”，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如说政治家所言要打折扣的话，那么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冯桂芬说曾氏“武略本文经，为汉唐后儒臣吐气”、刚直的彭玉麟奉其为“经师人师”、相对保守的王家璧则叹其“舍功论学，亦为儒宗” 等例子，无不昭示曾国藩推动文教、培养人才赢得了一致的赞誉。 3．两种新书院的合奏 不但曾国藩生前书院纷纷重建、新建，而且身后还新出现两种特殊的书院。第一种是纪念性的书院，如思贤讲舍、文正书院与传忠书院。思贤1881年5月13日正式开馆，后演变成现存的船山学社，由郭嵩焘最早创议于1873年，位于长沙北门的局关祠。郭氏它在开学时带领名学生前往船山先生祠和曾文正公祠行礼，并勉励诸生“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 。文正，1891年为纪念曾氏而设，位于今南京第一幼儿园周围，并以其谥号命名，首任山长为创建南菁书院的黄体芳。曾氏在老家也倍受尊崇，去世之后不久传忠书院与曾文正公祠、思贤一样在曾国藩生辰与冥诞定期祭奠，在内部专设传忠书局，出版《曾国文正公全集》。第二种是教会书院。它们讲授外文和科技，大约跟幼童留美同时兴起，如林乐知创办的中西书院、颜永京协助施约瑟主教组建的圣约翰书院，纷纷挂着古香古色的书院牌子，有浓厚的中西合璧的色彩，增强了国人对它的认同感，有利于扩大招生。这两种书院和一般书院有所不同，以谥号命名的书院极为罕见，后者则是近代中等教育学校，后整合成教会大学。 4．直接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曾国藩“孜孜于振起人文” ，以其实践直接促进了书院的发展。这可以金陵三书院为例：可容纳八百士子，多有登科荐举者，如他喜“闻金陵文风精进，日异而月不同，此亦气运振兴之一端” ；培养了不少新式人才，如钟山培养了张謇，张氏担任文正山长又培养了创建南京高师的江谦，钟山楹联“纶音万载文光焕；书院千秋学业兴”堪为写照；山长李联琇“蔚然为东南大师，为卢抱经、姚姬传以来诸儒所不及” 。 在曾国藩影响下，各界都在纷纷响应，创建、扩建书院，如官文修缮莲池书院，张之洞在四川、广东、湖北分别创建尊经、广雅等书院以及新式学堂，海外华侨也深受影响，在旧金山就创办过大清书院，使书院再次复兴起来；并逐渐添加高等教育的内容，师生日多，质量渐高，新式人才涌现，从而呈现出一种遍地开花、节节高的复兴局面，堪为文教重镇、人才渊数；更值得注意的是，对此后的新教育改革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如钟山培养的张謇、江谦在南通、南京等地合作创办南京高师等新式高校，还发起中华教育改进社，共同推动东南乃至全国文教的发展，而与国际接轨方面吴汝纶到日本考察教育则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这一切与曾国藩的榜样与示范作用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在今天仍值得深思。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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