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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洪秀全与曾国藩
提起近代中国，不能不提起两个曾左右了历史进程的人物：洪秀全和曾国藩。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满清重臣。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和未来，而要认识这两个人物，不得不将他们放在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中去认识和研究。这样以来，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认识到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改造社会的力量和他们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历史的循环运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象是一场戏剧，剧本和导演没有变，只是演员在不停地变换。无论哪个朝代，开国之君大都能够励精图治。同时，开国之时，连年战乱，人少地多，且统治者大都实行开明政策，因此农民受到鼓舞，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又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根本是个农业社会，因此农业的发展就促使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于是便走向了鼎盛。这样的社会发展就象一条抛物线，顶点过后就是下滑。国家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口剧增，人均土地不断下降，土地肥力也急剧地下降。粮食减产，经济下滑，同时，这时候的统治者大都挥霍无度，所以国库空虚。统治者于是加赋加税，横征暴敛。最后，受压迫的农民开始发生暴动，这样的暴动在一定的时候会受到知识分子的赞助，就会发展成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最后，结果是一个朝代取代了另一个朝代，历史仍旧会这样发展下去。
但满清政府遭遇的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往，我们遭遇到的入侵民族无论在军事上多么强大，但其文化都大大地落后我们。于是，结果是他们遭到了同化。但，19世纪我们所遭遇到的入侵者却是英、法这样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学方面全面领先于我们的国家。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国家面临的不仅是朝代的更迭的问题，而是有亡种亡国之虞。于是，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不断涌现出各色各样的救国者。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生于1813年。此人是个穷秀才，两次科举考试都落榜，郁郁不得志。在广东应试期间受到了基督教传教士的宣传。后大病40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自说与基督教义符合．于是信仰上帝，创立拜上帝会。最早的同志是冯云山，也是一位因考试失败而心怀不平的苦命秀才。他们因为在广州传教不顺利，所以迁移其活动于广西桂平县。洪秀全的基督教严格来说，并非是什么基督教。他称上帝为天父，耶酥为天兄，自己则为上帝派到人间的统治者，颇有点象是“真龙天子”。洪秀全的目标有三：宗教改革、种族改革和社会改革。宗教改革既要打破儒家的地位，人民只有信仰耶酥才可得救。中国古代的农民运动不乏打着宗教旗帜的，但洪秀全的宗教毫无群众基础。正如余世维先生所说：如果当初把上帝翻译为老天爷，可能中国人信仰上帝的会多一点。同时，洪秀全宣称：儒释道都是歪理邪说，如此以来，洪秀全得罪了中国整个的以儒家学说为命脉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就是“士”这个阶层。这就为曾国藩后来的出马埋下了伏笔。洪秀全的种族革命无非是要用汉族的统治去替代满族人的统治，而社会革命则是男女平等和平均地权，尽管没有作到。洪秀全与往常中国农民革命的区别就在于社会革命，而这一点洪秀全并没有做到。洪秀全妻妾成群，还提什么男女平等，至于平均地权，虽然有详细的规定，但都没有认真执行。因此，洪秀全的革命就没有了什么新意。与此同时，他坚定地进行宗教革命，捣毁孔庙和寺院，就是说他要打破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信仰，他的阻力可想而知。
洪秀全的失败在于他社会革命路线没有得到执行，宗教革命阻力太大，同时洪秀全统治集团的腐朽和堕落来得太快。在天京内乱之前，曾国藩每战必败，而在天京内乱之后，曾国藩就节节胜利了。可以这样说，在军事上，洪秀全是被自己打败的。天京内乱之后，洪秀全又支撑了许久，那是因为清政府内忧外患，应接不暇，并且太平军内部崛起了两个年轻的军事领袖—李秀成和陈玉成。洪秀全的失败充分证明了，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去依靠农民的革命来得到拯救，而必须有一个新式的政党的出现。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其人是一个迂腐木讷的书呆子，终生不改农民的性格。初看来，他不像是一个能干成大事业的人。是的，曾国藩的事业完全是满清政府和洪秀全逼出来的。
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儒生，视儒学为生命，当洪秀全要消灭儒学的时候，作为士大夫阶层忠实代表的曾国藩当然会有所表示，这从他的“讨贼檄文”中可见一斑：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于、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可见同为汉人的曾国藩之所以选择帮助满清，与他保护孔教正统地位的理念是分不开。而这时的清政府在军事上，已无所依靠，八旗和绿营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只能让汉族地主自己组织团练来保护自己。如此以来，曾国藩结束了埋首于古籍的生活，走向一段新的生活，去成就一段大的事业。
曾国藩是中国最后一个理学儒宗，终生为儒学而奋斗。他的成功和失败都离不开他对儒学的信念。曾国藩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十分坎坷的。刚开始练兵，差点被兵勇打死，初战大败，又差点跳河自尽。没有对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信念，可以想象，曾国藩不会支撑到最后的胜利。同时，曾国藩信仰“经世致用”，特别注重实践。他深刻地理解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十分注重筹饷工作。因此，湘军的饷银是当时最高的。如此以来，士兵自然愿意为曾国藩卖命。“湘军”的战斗力是由血缘关系形成的，“湘军”的士兵大多是亲戚、朋友和乡亲，因此凝聚力很强，极其地有互助精神。曾国藩也很能知人善用，因此手下人才汲汲。并且曾国藩也很注重对信念的灌输，由此他把“湘军”打造成了一支有主义的军队。曾国藩军事上的胜利之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上几条。而政治上的胜利，则是因为他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曾国藩手下大将大多是流落民间的低级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人是行伍出身。这些人得到了曾国藩不遗余力地提拔和重用，因此，形成了历史上以曾、胡、左、李为首的“湘军”政治集团。曾成为“湘军”政治集团独一无二的事业领袖和思想领袖。
曾国藩的失败。王恺运曾力劝曾国藩取满清而代之，这对于曾国藩来说是决无可能的。首先，曾国藩是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忠实代表，这个阶层最重“忠”，最看重“清议”。因此，曾国藩不可能背叛自己的阶级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另外，就曾国藩的性格来说，他做事谨慎，胆小畏事，这从他裁撤“湘军”一事便可以看出。由此可见，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因此，他们理应是有远见有气魄的人，但如果他们所掌握的是陈旧和落后的知识，那么他们也可能变成最顽固的人，反而不如那些“布衣”们。
洪秀全与曾国藩，一个是流落民间的低级知识分子，一个是翰林院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是郁郁不得志的秀才，一个是踌躇满志的进士；一个是深受儒家学说所害进而致力于颠覆它的反叛人士，一个是通过科举而功成名就的封建卫道士；两个人都在中国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同时，两个人都不能说是完全成功的。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全面落后的时代，凭谁都无法通过修修补补、零敲碎打的改革去推动社会的进步。中国需要积聚力量，去发动一场更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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