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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曾国藩的养生之道
罗绍志 邹幸福
自古文人无不注重养生，曾国藩更不例外。他虽然终日忙于军政要务及应酬，但从未放弃对养生的探索和实践。无论是对偏于修德的儒家，还是重于养生的道家；他都倾其心智，心向往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养生之道。其养生要言，见诸于《家书》《日记》及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我多年来阅读《曾国藩全集》，研究他的养生之道，有的还身体力行，受益匪浅。
曾国藩的养生之说
“ 以‘不药’二字为药”说。同治元年（１８６２）七月，曾国藩从李续宜的来信中知道他病了，立即复信强调：“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他所说的“不药”，即病了不要相信医药。以养心为主、养身为辅的养生哲学，使得他终生恪守其祖父星冈公的“三不信”：即“不信医药、不信地仙、不信僧巫”。他还曾在家信中说：“寿命的长短，有没有病，概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那些多吃药，求神仙保护的人，都是妄想。”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药”，不能与当今的药相提并论。因为旧时代的药多有糟粕迷信，庸医也多，因此曾国藩常教其子侄：“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
“君逸臣劳”说。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四月，曾国藩在一封书信中说：“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何谓“君逸臣劳”﹖他说：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都可以用来清心，这就是“君逸”；常常步行走动，动弹筋骨，便是“臣劳”。也就是说：养生的方法，不但在于多多从事活动，以增进身体的健康；更应当减少烦恼，以保持精神上的健康。这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身心交养”。
“惩忿窒欲，少食多动”说。曾国藩的养生之说，大体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他在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的《日记》中说：“养生家之方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九月初一日，给儿子纪泽的信中对“惩忿窒欲”阐述得更详细。他说：我对于所有的事，都遵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这两句话，即养生之道亦然。身体强壮的如果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会更加富有；体强的如果是穷人，因为节约便能够促使自己宽裕起来。节俭不仅是饮食男女的事，即便读书用心，也应当俭约。我在《八本篇》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当太苦，“须活泼地修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既戒恼怒，又知节俭，正是我的养生之道，除此以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它”。曾国藩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见曾国藩并不是个厌世悲观的人。他把人的一切欲望绝对禁止，也不过是主张在纵欲当中应略存节制的意思而已。
“以意志统帅气、以静制动”说。曾国藩的养生之道中有“以意志统帅气”、“以静制动”的说法。他所说的“以意志统帅气”与“存留倔强的激励志气”相似；所说的“以静制动”，与“去忿欲以养体”相似。他在《复李雨亭》的信中说：人疲惫不振，是由于气弱，而志向坚强的人，气也因此暂变。比如贪早睡，强制起来以振作，无聊懒，则正坐以集中精神。这就是“以意志统帅气”。久病体虚，则常常有一种怕死的思想存在心里，即使做梦也不得安静。只要把身前的名誉、身后的事情，及一切杂念铲除干净，自然就有一种平静的意味。而平静之后，活动自然产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办法。
无论“以意志统帅气”，还是“以静制动”，都是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持心理的健康为目的。咸丰十年（１８６０）三月，他在《复胡林翼》的信中，还有“寡思”的说法，也是重视心理的健康。信中说：“古人谓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思养精。尊处胜友如云，难以寡言；簿书如麻，难以寡视。或请寡思，以资少息乎﹖”
“睡眠滋阴，饮食补阳”说。在养生中，曾国藩非常重视睡眠与饮食。他在《复陈松生》信中说：“睡眠可以滋阴，饮食可以补阳。睡眠贵有一定时间，要戒除过饱。”他的意思，也即现在通常说的生活要有规律性，定点吃饭，定点睡觉。暴饮暴食，连番熬夜，都不是养生的道理。
曾国藩的养生之悟
曾国藩在养生方面颇有研究，感悟到的养生之道很多，这里列举６条如下：
（一）养生要言。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曾国藩在入蜀道中写了《养生要言》五则，积理甚厚，积学甚精，可以看作他３２—３５岁研究程朱理学养生方面的总结。其《要言》是：
一阳初动处，万物始生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仁”所以养肝也。
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礼”所以养心也。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信”所以养脾也。
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义”所以养肺也。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智”所以养肾也。
曾国藩的仁、礼、信、义、智，源于理学家程颐“仁识”。他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在古代阴阳五行中，仁、礼、信、义、智就是“五常”。郑玄注：“五常，五行也。”孔颖达说：“道达人情以五常之行，谓金、木、水、火、土之性也。”曾国藩把它与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相对应，显示了他性命双修的思想。其《养生要言》，大体不外心神交养，起居有常。如果加以分析，就积极方面而言，以多运动为锻炼体魄的条件，也可以说是“动的养生法”；就消极方面而言，以少恼怒保养精神的条件，也可以说是“静的养生法”。
（二）养生五事。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六月，５６岁的曾国藩在《致澄弟》家信中写道：“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惩忿，即余《八本》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
先说“眠食”。曾国藩多次强调，养生要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这除接受其先祖的教训外，也有他自己的经验。如他在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四月初八日记中说：“余少时读书，见先君子于日入之后、灯上之前小睡片刻，夜即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后于竹床小睡，灯后治事，果觉清爽。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冀不坠家风。”
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与现代的卫生学非常相符合，我们在追求身体健康的同时，更要求精神上的愉悦，曾国藩之说，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佐证。
再说“惩忿”。已在前面述及，这里不再重复。
三说“节欲”。欲，即欲望，在古代指五色、五音、五味。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至人为肤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也。”古人对欲望危害人身与心理的论述很多，如老子说：“嗜欲伤神”、“财多累身”；列子说：“目妄视则淫，耳委听则惑，口妄乱则伤”；严遵说：“名利与身，若炭与冰”，等等。曾国藩不贪财，也不好色，就是难过名利关。正如他自己所言：“余三十多岁时十分好名，与人交谈总是喜好论辩，这就是好名；喜欢作诗，也是好名。”他曾称自己为“盗名之具”，就是盗取美名的工具。对家族的名望，他也十分看重，总是希望曾氏家族能表率一方。此外，曾国藩还非常在乎成功与失败。他打了几次败仗，曾三次想投河自尽。可见，曾国藩对“节欲”是领悟很深，实践起来好不容易啊！
四说“睡前洗脚”。在曾国藩看来，洗脚是一种养生之道。因为文人的习惯是：坐着看书、坐着写字，坐着办公。一个人长期坐着，使血液凝在脚下，临睡前洗脚，尤其是热水泡着，可使血液流布全身，起到舒筋活血的作用。同时，脚上有着人身上许多重要的穴位。即使不是文人，只要未睡觉，就要起立、走动，每天的运动量是人身体各部位最大的。累了一天，睡前用温水洗洗脚，可以解除一天的疲劳，而且有利于睡眠。
五说“饭后三千步”。曾国藩的“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与自古流传的“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是同一个道理。饭后散步，有助于消化，更有利于血液循环。曾国藩对儿子纪泽说：“每天饭后十数千步，是养生家的第一秘诀”。他规定儿子在家每顿饭吃完后要到唐家铺走一趟，或者在黄金堂澄叔（曾国潢）家走一趟，往返大约三千步。他说：“如果你能坚持走三个月，一定收效甚大。”
（三）视息眠食。曾国藩在同治年间一则《日记》中写道：“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谓藏息于丹田气海也；垂帘，谓半视不全开，不若用也；虚恬，谓心虚而无营，肤虚而不滞也。谨此四字，虽无医药丹决，而足以却疾病矣。”
曾国藩悟出这一养生之道，说明他此时已有一定的气功经验了。“息必归海”，是呼吸应当深沉，达到并藏于丹田。这是历代养生家所注视的；“视必垂帘”，是练气功时眼睛不能睁开，也不能闭拢，只能处于“半视不全开”之中；“食必淡节”，是进食一要淡，二要少。古人言：“食淡精神爽”（陈继儒）、“饮食多则气逆、百脉闭”（陶宏景）。食淡又少，保持腹中空虚，才能气在体内运行；“眠必虚恬”，是人在睡觉时，心思应处于空虚状态，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如果心事重重，则转辗难眠，夜不成寐，必然损心劳血。曾国藩还有“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之说。他认为：眠，不一定要睡得久，只要睡得香；吃，应少食多餐，“食之甘美，即胜于珍药也。”
（四）处静。曾国藩除了“君逸臣劳”的养生之法外，还有“处静”之法。这一静、一动是对立的统一。运动是他所谓的“臣劳”，在于练身；而处静则是他所谓的“君逸”，在于健心。他说：“君逸臣劳”，唯有结为一体，方不失为完整的养生之道。“淡泊宁静”，是历代养生的第一要诀。特别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要保持心态的宁静，实属不易。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正月的一天，曾国藩早上起床后吐血数口，他把罪责归咎于“不能静养”，并决心从今以后“日日静养”。他认为心静则神静，神静则身宁，身宁则体健。可见，如何处静，使身轻、心清，当为现代社会保健养生的必由之路。
（五）耽情于山水花竹。曾国藩认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他在双峰的每处故居，都是竹林茂密。他还在《家书》中嘱子侄：“在家则莳养花什，出门则饱看山水。”花竹养情，山水悟性；花竹因人而风雅，山水因人而灵秀。历代养生家都非常注重山水。曾国藩可称得上一个旅游家，一生游历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仅在其《日记》中记载的就有近两百处。他有一个习惯，所到之处，大都记于《日记》，多则几百字、上千字，少则几十字。所记之处，既有闻名天下的胜迹。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景。只要有一孔之见、一己之喜，他就欣然录之。
（六）练功益身。曾国藩在同治九年（１８７０）五月初九的《日记》中写道：“阅《福寿金鉴》。午正，数息静坐，仿东坡‘养生颂’之法。而心粗气浮，不特不能摄习，并摄身不少动摇而不能。……酉刻，服药后行‘小周天法’，静坐半时许。”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出：（一）曾国藩在研究养生典籍；（二）曾国藩在模仿苏轼数息静坐功法；（三）曾国藩在练小周天功法；（四）曾国藩在静坐。一言以蔽之，曾国藩在研究气功。除静坐是他常习的功法外，也在兼习其他功法。
其实，曾国藩不具备练习气功的条件，因为练功一要保证时间，二要保证环境，而曾国藩俗务太重，功名心切，欲息交加，心浮气躁，自然也就难以成事。但不管怎样，中国养生文化已在曾国藩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曾国藩的养生之行
曾国藩在他数十年的养生之中，勇于实践，身体力行，虽然他自身未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那也只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他一生总结归纳出来的养生之道，不但于他的弟、侄及儿孙受用，而且于我们今天仍大有裨益。
一是保持幽默。曾国藩在养生方面，除了借围棋、散步、静坐以及阅读、写字、游历等调养精神以外，还有一付调剂身心的妙方，这就是保持幽默。如李鸿章曾记云：在营中，我大帅（曾国藩）要我辈大家一同吃饭，饭罢即围坐高谈阔论。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常常惹得大家笑痛肚皮，他自己偏一点也不笑，只管穆然端坐，捋须，若无事然。
李鸿章的描述，生动有趣，说明曾国藩讲笑话的技巧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另外，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中还记载着曾国藩一则笑话：某家家规，无论老少妇女，都必须纺纱至二更后始寝，新妇来时，亦不能例外。一夕，新郎转辗床头，不能入寝，一声呼其母曰：纺纱车声音嘈杂，令人不能安眠，请速将尔媳车子打碎好了。其父在隔室闻之，亦大声呼曰：如果要打碎，连你自己那个车子也打碎，我亦睡不着也。
相传这个笑话，是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府“就地取材，现身说法”之作。确否，无从考证，惟曾氏勤俭持家，妇女夜间纺纱至深夜，十足可信。由此而知，曾国藩借幽默、风趣小故事以休闲，已历有多年。他在创作和说出此笑话时，虽“若无事然”，其心中之乐亦可想而知。
幽默可以逗笑。“笑一笑，十年少”。保持幽默，不仅有助于自我的身心健康，笑对人生，而且有利于促进自己和身边人群的关系融洽。曾国藩统帅湘军数十万，指挥镇静，上下协力同心，取得战事上的成功，这与他宽博的人格和幽默的态度不是没有关系。
二是以书为乐。曾国藩最喜欢南宋诗人陆游，因为他既是个文人，又是一个军人；既精于作诗，又善于养生。陆游的诗雄浑豪迈，凝重沉郁，明白流畅，清新婉丽。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港明朝卖杏花”，都是世代传颂的佳句。曾国藩说：陆游“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可惜我在军队之中，不曾在闲静中探讨道义。近来夜里睡觉很好，是否因玩味探讨了陆游的诗，才获得裨益的。
曾国藩认为读书确能养生。他在早年就说过这样的话：“书味深者其面自润”。他还常说，“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一乐也；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读自己喜爱的书，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曾国藩一生不仅自己读书有恒，而且经常教子侄，“惟读书万不可间断”。
三是勤劳早起。曾国藩还有一件持之有恒、终身不渝的自律事情，便是早起。他常说：“早起，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他的治家“八字”，第一个字就是“早”；其治家“八本”中，有“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他曾说：“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早起，二曰勤劳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其实，早起不仅于身体有益，于工作也很有益。俗话说得好：“早起三光，晚起三慌”、“三早当一工（天）”。曾国藩一生坚持早起，从不睡早觉。湘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耐劳，而湘军每天起床早、吃饭早，也是比人家强的地方。
四是嗜好问题。曾国藩一生之中除了读书以外，最大的嗜好莫过于吸烟和围棋。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他在湘乡涟滨书院求学时，因“吃烟太多”，受到山长刘象贤的训斥，自此，他决心戒烟。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十月二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折烟袋，誓永不再吃，如有食言，明神通之。”以后虽然烟瘾时有发作，他拼命苦熬，连续经过几次，终于将烟戒掉。这就是他在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四月二十日《谕纪泽》家信中说：“余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１８４２）十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
曾国藩一生事功，但对养生之道讲求最力。尤其是对于“窒欲”一项，从在京师做翰林时起，便毅然决然地以最大勇气去做，又做得相当彻底，如吸烟就终于被他戒掉了。但围棋的嗜好，始终没有戒掉。只要读曾国藩的《日记》就可知，他在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临死的先一天，还照常“围棋两局”，真可算“死而后已”矣。
曾国藩的养生之方
曾国藩在他数十年的养生之中，勤垦耕耘，积累了丰富的养生经验，特别是他对医治某些疾病的独特秘方，给我们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启示。
关于治疗皮肤癣之方。曾国藩从小就有一身皮肤病，故有他是蟒蛇投胎之说。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秋，他全身发热发烧，癣疾甚烈，给他看病的医生疑是梅花疮的毒气发作，而他却不愿服用药性过于猛烈的方剂。他的好友吴竹如给他提供一方：每天服食槐一碗，但见效不大。至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他更是遍身癣毒。以致于“整日整夜地坐卧不安，不停地爬骚。”在无药可治的情况下，他置之不理，结果反而渐渐好转。由此，他悟出一方：“此点皮肤之疾，万无送命之理，断不可因此而妄伐根本，令禁吃药，并禁敷药，不久即便痊愈。”
关于治疗眼病之方。曾国藩在年过五十后得了眼病，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可经常读到“眼蒙”的字眼。这对他读书、写作和公务都带来很大的不利。为了治疗眼病，他曾使用过很多单方，现从他的《日记》中摘录数则来看：
咸丰九年（１８６０）二月：近来因眼蒙，常有昏溃气象，计非静坐，别无疗法。因作一联自警云：“一心履薄临深，畏天之鉴，畏神之格；两眼沫日浴月，由静而明，由敬而强。”
咸丰九年四月：石芸斋言，养目之法，早起洗面后，以水泡目。目属肝，以水养之，以疑热之气，祛散寒级，久必有效云。而《前汉书•方术传》曰：“爱啬精神，不极视大言。”二语亦养目之法。
同治八年（１８６９）五月：丁雨生力劝余不看书、不写字、不多阅公牍，以保持育之左目，其言恳恻至深，余将遵而行之。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二月：扬芋庵寄信治目方。每早黎明未起，以两手掌之根摩极热。加以百尖之津，闭目擦八十一下，久则有效。日内试为之，而初睡时擦一次，黎明又擦一次，不知果有益否。
同治九年八月：有一守备马昌明，善于道家内功，云能为余治目疾。与余对坐，渠自运气，能移作五脏六腑等等。因之与对坐三刻许。
可见曾国藩在治眼病上作过很多努力。土方、偏方都用，更多的是用气功，就是不用药。气功确能治眼病，但曾国藩的眼疾始终未全治愈，这大概只是偶尔为之；又曾国藩的心绪不甚宁静，而练功的第一要则就是清心寡欲。
关于治疗肝病之方。肝乃人体之重，也是困扰大多数人的顽症。如何治疗﹖曾国藩认为首先在于“补”。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儿的病尚未痊愈，二月初开始吃龙胆泻肝肠，甚为受累，才知道病根在肝虚。近来专服补肝的东西，颇觉有效。
如果肝病缠身，曾国藩认为最好的治疗之方还是在于自养自医。如他在与沅弟书信讨论治肝病说：“肤泄及不食油荤，均不足介意。惟肝脾二家全仗以心治之，我阿兄所能助谋，亦非良医所能为功，弟之天君即神医也。”又说：“肝病余所深知，肤痛则不知何症。屡观朗山按脉，以肤皮为主，不求速效，余深以为然。然心肝两家之病究以自养自医为主、非药物所能为力。”
假如肝病太久，曾国藩认为是元气已亏，不能轻服大黄。虽然这一良方不一定管用，也还是有他的道理。他说：大凡肝病患者，如若不是因为传染而得，大都抑郁憋闷或怒怨甚重，皆由习火太烈所致。自己调养的方法，便是处静，便是惩忿窒欲，保持心绪上的稳定和神情上的安宁。
关于治疗失眠之方。曾国藩入京后，得知他的母亲在家经常失眠，心中甚为不安。其夫人欧阳氏也有此症。据此，他便作了一帖方子寄回家中。信中说：“九弟信言母亲常睡不着，男妇亦患此病。用熟地、当归蒸母鸡食之，大有效验。九弟可常办与母亲吃。乡间鸡肉、猪肉最好养人，若常用黄芪、当归等类蒸之，略带药性而无药气，堂上五位大人食之，甚有益也，望诸弟时时留心办之。”
关于治疗身、心、口之方。曾国藩在做了京官后，为了修身养性，还有治身、治心、治口之方。咸丰二年（１８５２）正月，他在《日记》中写了一警言：“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忍，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药维何﹖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语言之过，和以敛之。禁极肃肃，和极雍雍。穆穆绵绵，斯为德容。容在于外，实根于内，动静交养，啤面盎背。”
在曾国藩看来，心病不外欲和忿，因此他写过一幅对联：“窒欲常余男儿泪，惩忿当思属旷时。”就是说，治疗心病，首先要去此欲、忿二毒；身病之外刚与柔太刚易折，太柔无骨；口病不外说话无度，饮食失节。
从上文综观曾国藩的养生之道，大体不外“心神交养，起居有常”。如果加以分析，就积极方面而言，以“多动”来锻炼体魄，也可说是“动的养生法”；就消极方面而言，以少恼怒为保养精神，则可以说是“静的养生法”。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养生之道虽然对自己没有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但对其德性的修养、身体的保健和事业的成功，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他的这番养生之道，对于我们今天的自我保健仍然有着一定的启示和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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