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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悍将罗泽南的黑暗与光明

近来夜读，心思浮动，一书之短，竟屡屡不能终卷，余心内略有黯然自伤之情。回忆少年时苦读独学之情状，不免有感慨浮生之意。惟展卷开读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内心似隐受刺激，读书之趣，渐有复苏状。随草书随感，以致友好。

一
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往往不由自身的才能决定，而由其身处的时代与环境决定。这是所谓唯物历史论的关于人物或者说英雄人物的看法。虽然我并不认为唯物历史论一定完全正确，但起码在这种看法上，它说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
有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刚好可以作为这种看法的例证。虽然一百余年已经过去，但是他的悲惨命运与自我奋斗似乎都可以为“命运不由自主”的这个古老命题作一个最好的注脚。


二
这个男人的家庭生活简直就是一团黑色的乌云，我们如今已很难知道他是否曾经从家庭生活中得到过乐趣。在他的一生中，他似乎要不停地面对各色各样的病痛与死亡，而且都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亲人与朋友。
要是不恭敬的说，他是一个苦孩子，“家酷贫”，他的老祖父不得不频频在当铺出入，卖旧衣换米，以此来节省家庭开支，应付学塾的费用。他没有油灯可供晚上的自学，只好在月下读书，疲倦的时候有时不得不在外露宿。即使是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我们也不能想像这曾经在更久远的时代发生过的“透光”的故事会在旧时代的读书人身上以高度重复的频率上演。
他的令人备觉人生荒诞的悲剧在于，当他十九岁时，他开始教书带学生，终于可以自给的时刻，一直在贫贱生活中努力的母亲却无法拿到他的第一份“工资”，就那样无声无息的死去。而或许他还有为家人继续贡献自我想法的时候，母丧的次年，也就是他教书不到一年光阴，竭尽力量供给他读书的祖父和兄嫂都迅速殁去。
我们不能猜想当事人心中所可能产生的隐痛和巨大遗憾，但是不巧的是，从那个倒霉的十九岁到他终于渐渐成熟的二十九岁，他所遇到的家庭打击还将接踵而来，他的长子、次子、三子在他二十九岁那年接连死去。那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是大旱光景，这个刚刚考完试的文人徒步从县城回家，在深夜敲自己家的门，但那敲门声也许是贝多芬《命运》中那不祥的催促，门开了，门内是什么？是痛哭的妻子与死去的三个儿子，而到处大旱，家中已无隔夜之粮。这种种凄苦悲凉的情状，简直只能让人联想到一个古老的成语——“死气沉沉”。
这样的家庭生活也许只是那个大时代里中国无数人家的一个小小缩影，但是特别在于，我们的这位遭遇诸多不幸的男主人刚好生活在一个叫做湘乡的湖南小县里，又刚好生活在满清道光咸丰交替的年代，而众所周知，在那个时代，一场名为“太平天国”的巨大运动使大半个中国和亿万人民陷入一个动乱的海洋。这样，我们可以在“时代的洪流”“革命的狂飙”这些伟大的字眼背后来看又一场矛盾激烈的戏剧上演，而这场戏剧中，这个男性的名字可以在字幕上缓缓打出：罗泽南。

三
在罗泽南的时代天空上，初始虽然不能说是漆黑一片，但是光明着实不多，那些注定要绽放光彩的将星们还在暗黑中潜藏。然而光明潜藏于人心，至少在那个时代，“圣人之教”的至大公理还在那些堂堂正正的读书人心内信仰着，并希望在民众身上寻找力量，同时通过自我的努力来身体力行。
在频频死亡的亲人面前，身经人伦惨痛的罗泽南的态度是坚定地寻找光明。即使道咸年间的社会生活黑暗，即使上行下效、贿赂连连、乱兵迭起、天灾人祸，即使一切的一切让人想到时世艰难，都那样不如人意。但罗泽南对待自己，是“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这种以远大志向为号召的理想主义态度，在俗人看来，未免不切实际，甚至有些荒唐。事实上，如果没有后来的一系列变故，说不定罗泽南将会作为一种志大才疏的文人被讥笑，然后只能在湘乡县志上得到只言片字的记载。但是，激烈变动的历史为罗泽南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面前，这个湘乡穷儒的命运有了新的选择。

对很多擅长考试的人来说，无论是旧时代的科举还是新时代的科举，他们都能很好的适应，并把这种适应运用到最能改善自我生存处境的手段上。而太平年代的世人也把这种能力看作是成功的一种标准。而对那些不擅长应试的人来说，境遇的坎坷与命运的不公在他们的人生中显得分外鲜明。他们的一生，与那些一帆风顺而并无实际本领的人相比，显得那样灰色，那样无能。
在一个大乱还未来临的时代里，英雄难以出世。甚至可以刻薄地说，一个平稳得丧失了生机的社会，最适合那些只求生活的“动物人”。在那种令人窒息的平稳里，倒真是乱世可以为人，太平只能为犬。做了多年的私塾老师的罗泽南，其社会地位只能说是一个最低级的识字人。朋友，如果是你在一个荒僻的小县城或者小镇上，遇到这样的一个男人，行动略有迟滞，从言语中判断他是一个有些呆气的小学甚至是幼儿园老师，你会怎样看待他。你觉得他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能够取得多大的前途呢？我们不妨把同样的视角放在那个三十三岁的罗泽南身上。在整整十四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或许遭遇过许多类似你我对他这样看法的时刻。但是三十三岁这一年，他终于补上了县学生的身份，这使得他可以获得一个身份的定位和一个稳定的口粮。

四
没有人感觉到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即使在那些敏感的大臣如林则徐等人的内心，有那么一丝细微的风刮过，也迅即在无边无涯的个人沉浮和亿万苍生的海洋里消失了。但是，在一个远离时代中心的湘乡小县里，一种新的气象正在几个人的内心酝酿，在未来不远的时光里，这种纯属个人的意志衍发开来，终于击败了一个发动了千百万人的、同样可以说是上应“天意”乃至兼具人心的运动。

朋友，如果你还不是那么骄傲自满，你也许会想到，你所拥有的，也许只是你父辈基础上的保持或再进，也许是你有那么一点好运，也许只是你比那些比你处于更为糟糕的人拥有更优良的条件。在你所冷眼相看的另一些人之中，只要异地相处，甚至只要与你的生活相差得不是那么多，甚至仅仅只是取得了一个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你也许根本无法与他可能发挥的作用、获得的成绩相提并论。他所取得的成绩可能是你的十倍百倍，乃至千倍。而对在湘乡罗泽南来说，必须用个人劳动来换取基本生活保障的时间花费了整整十四年。在三十三岁之后的他，力图用自我内心的冶炼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改造，终于使他在年过四十之后，获得了以廪生举孝廉方正的结果。而在此之前，他“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与其徒讲论宋儒濂洛关闽之绪，瘏口焦思，旸衍厥旨。”在一个暗黑的世界里，说着不合时宜的话，用个人的信念作育人才，希望让更多的人明了天地万物的本质，而明晰这一体的天人却“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亏辱莫大焉”的原因。
或者，我们可以设想罗泽南只是一个野心家、一个不计手段一心向上攀爬的底层分子。他所有的一切理论、一切作为都不过是伪君子的必然表现，是勃勃野心上贴的一层华丽光纸。但这个设想也许可以解释许多人的行为乃至理念，却难以解释那个奋斗多年，又亲身经历了诸多亲人丧殁的小小穷儒罗泽南。而且，归根结底，如果我们不能明白一个读书人的内心，我们就根本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要“宗张载而著《西铭讲义》”，“宗周敦颐而著《太极衍义》”，甚至为了能在幼儿心内扎下正大美好的念根，而写作孩童启蒙读本《小学韵语》。古往今来，名人无数，但是你可曾见过仅仅为了给自我贴一层华彩，而去研究、总结、写作幼儿教材的名将？
这种道德使得罗泽南不仅在个人的品行上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太平天国的诸将帅，即使在湘军内部，也使他的名字彷佛带有一种光明，给一个在血火中为利益博杀的军队赋予了某种光彩。而不论结果如何，在那些只留下他短暂言行的记载中，杀人已不仅仅是杀人，不仅仅是救世，还带上了追寻那难以说清道明的“道”的气息。

五
大乱终于来临，对穷苦人来说，太平天国起义所具有的普世性质也许是一个福音。人心静极思动，土地不妨再换换主子，统治了百余年的满清鞑子也许遭遇这场大乱，气数就要到了头。这波澜万丈的天国似是席地而来的狂飙，卷起了许多人心中从未有过或是深深埋藏的念头。而那一切口号的背后，是人们伸出的手、张开的口，是一种利益与另一种利益、一群利益与另一群利益的血斗。
咸丰二年，洪秀全围长沙。此时的罗泽南依然一教书先生，只是今非昔比，他已成湘中名儒，被人称作“罗山先生”了。多年的教育生活，也使他学生众多，培养出如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等一些人才。在旋风般的太平军前，湖南各地，均有不稳迹象。罗山先生的学问正是发扬的时候。他说：“余以一介书生，倡提义旅，驱驰于吴、楚之间，而其一时之同事者，及门之士居多。共患难，履险蹈危，绝无顾惜，抑何不以厉害动其心耶？当天下无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辞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学者，人或以为迂。一日有变，昔之所谓迂者，欲奋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谓愚不可及者欤！亦由其义理之说，素明于中故。”
罗泽南的话说得很明白。当此大乱之时，人世间意态何其不同，平时笑人“迂”者，此时正做聪明人，消极避祸，殊不知大兵发起，如刃扫大地，岂有幸免之人。而平时为人所笑“迂”者，在乱极不稳之世，在人生定数难知之时，在血影刀光纵横之间，迂腐书生偏要迎头赶上，在乱世中站定脚跟，作一番事业。这“迂”与不“迂”，看似简单，其实正是“时穷节乃现”的表现，正是洪水滔滔中真假男儿的分界线。而人何以能力挺艰难，正在于平素由自我冶炼的义理，在在充塞于心。
延续中国数千年的儒学命脉与中国命运关系之紧密，从来都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大命题。在此如苍山般久远的命题下，越是中国文化学养深厚的学人，对中国自身命运的把握，也就显得越具信心。所以后世学人即便如钱穆与冯友兰之为学大不同，也都不约而同地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理念抱有坚强的信仰。这实是由中国文化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二者兼具的特质决定。
不过，设身处地而想，在十九世纪的中国，罗泽南身处的时代，却是一个中国国脉摇摇欲坠的时代。自古以来，在华夏大地上“胡运不过百年”的神话早已被满清入主中国多年的现实打得粉碎，汉族知识分子的士气可谓沦丧无遗。而自清兴以来，一连串的文字狱令士人战战兢兢，只能在考据训诂中寻求新出路，即如晚明黄道周、徐光启一类能开启胸怀接受西洋新技术的大儒，在道咸交替之际，朝野竟有几人歟？这使得士人目光短浅，心胸狭小。而在此情势之下，科举积弊、宦场钻营，曲学阿世、清流乱议，圣人之教的负面因素似乎全部得以展露，而其光明一面似乎全被掩蔽。家庭不幸的罗泽南所一生奉养的至大公理，其在现实中展现的虽不能说全是黑色，至少也是半灰半黑，同样毫无生气。
可是，最衰朽的命运里往往潜伏着另一种勃发的生机。人的生命力与追求自由的勇气决定着创造的源泉。即使是在戴震、段玉裁那些小心翼翼的训诂著作中，又何尝不隐藏着延绵至近代乃至现代的中国科学精神的传统。而在那窄小的学术苑囿之内，同样隐藏着不易为人发觉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这种埋藏至深的个人意志，一旦遇到新的激发，就焕发出新的精神，体现为新的时代风气。

六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种接触儒者内心的基础上来看咸丰二年的罗泽南。就在这一年，迅速崛起的太平军竟如初发之硎，一路无往而不利。连克湘南诸地后，北上进围长沙。湖南全省大震。而此时的湖南，传统的绿营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绝无战斗力可言，官场昏庸愦败，富于经验的老官僚骆秉章已经及时卸去了湖南巡抚的职位，新上任的巡抚张亮基却是一来就遇到这样的烂摊子，一时竟不知如何下手。
大浪淘沙，才看得出真金闪烁。湘中的“老亮”（其实湘中士子誉湖南有“三亮”，“老亮”罗泽南，“今亮”左宗棠，“小亮”刘蓉。“亮”者，一时瑜亮之“亮”意也）虽已年过不惑，面对此洪水滔天之势，却正要一试“所学深浅”。
大浪淘沙，才看得出真金闪烁。湘中的“老亮”（其实湘中士子誉湖南有“三亮”，“老亮”罗泽南，“今亮”左宗棠，“小亮”刘蓉。“亮”者，一时瑜亮之“亮”意也）虽已年过不惑，面对此洪水滔天之势，却正要一试“所学深浅”。

七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眼中往往呈现出不一样的面目。对同样是湘军悍将的弟子李续宾迪庵来说，他所知道的、看到的罗山先生，只是那个在少年时代就听说的“苦命先生”，是那个言行一致、长者胸怀的“真先生”，否则无以解释自负臂力、骑射精熟的他何以要向穷教书的罗山先生“折节受学”。终其一生，在罗山先生面前，他始终都遵守“循循弟子列”的态度，在慷慨激昂的同学面前，在以勇烈自许的湘军诸将中，他都谨遵弟子礼，“退然若无知其能”“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在老师的面前，这个悍将只是一个受教的儒生弟子，如师有所命，只需竭尽己能、疾击争先即可。而在续宾的同学王鑫璞山看来，罗泽南是老师，却更是朋友。因是师友相间，也就无所顾忌。于是有趣的场面常常发生。这个志大气高的学生身材瘦小，却天生一幅大嗓门。在罗泽南家里，他对着一群同学辞气汹涌，侃侃而谈，简直让老师和同学都无法插嘴。直到他的老师忍不住笑说：“璞山你也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也开一次口啊。”王鑫才发觉失态，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在这两个学生的细节里，我们好像看见严谨与随和这两种性质在罗泽南的身上的一体交融，而后世俯仰史迹的人们，在曾流血盈野的古战场上遥想师友风貌，一时竟对何者为真人生，不免顿生迷茫。
而对名将塔齐布而言，咸丰四年七月的岳州，也必定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象。在此之前，他本是瞧不起罗泽南这类“儒将”的，但是在岳州与太平军的遭遇战，由于与罗泽南的合作，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看法。在这场短暂遭遇战的当日，兵力的对比过于悬殊。罗泽南和弟子李续宾率领一千人守护着岳州大桥，太平军前来攻夺的军队却足有万人之多。罗泽南从容调度，派五百人守营，五百人迎战。前敌五百人又分为三路，每路不过一百多人，但是主攻、旁击、抄尾，井井有条。就凭这种布置，竟然数战数捷，力保大桥不失。此战后，塔、罗在湘军中并称，就再也没人轻视湘军里带兵的书生了。而这种以寡击众，豁出死命“扎硬寨”、“打硬仗”的精神，在罗泽南争战四年的军事历程中，竟由始及终。
对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来说，罗泽南于咸丰五年在武昌的殒毙，可能令他们感到的是一种由衷的伤痛。他的战死，意味着一个朋友、一个同志、一个曾经在你的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就此离去，在钱基博的书中，曾经对罗泽南的作用直言不讳：“乡人化之，荷戈从军，蔚成风气。时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湘军中名将颇众，但是谁能如这个男子一般，把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气带入军中；谁能以道义相磨砺，将知耻、爱民之心，将“不怕死、不要钱”的精神切切实实地身体力行。而自泽南死后，湘军日益扩大，鱼龙日趋混杂，暮气逐渐深重，最终功成身退，不得不裁撤完事，也正是连曾国藩也自认的事实。钱基博书中同样说得明白：“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之人归颂焉。傥好驰马试剑，漫事从军以攫富贵，豪闾里，而不体泽南之以宋儒理学治兵，以兵卫民之指，意气自雄，是则泽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为勇者亦耗矣。”这也很清楚的讲明，罗泽南领军的宗旨只在四字——“以兵卫民”，拥兵以谋富贵，以自雄，甚至以兵压民、以兵害民掠民，都是与他的宗旨相背的。而不知为何，只看这近百年历史，后人竟犹有不可及者，这“以兵卫民”四字，不由令人慨叹其内在的凛凛生气，

八
所有的一切都将逝去，所有的一切又都已成为现在，我们在历史中所能看到的，其实只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如何地把握他的现在，从而最终铸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过去。现在我们回到咸丰二年，看着那个教书先生正在向他一生前所未有的机会迎去，而在与机会短暂相逢的光明后，他不会知道，他接着面对的，将是迅速来临的永恒黑暗。
在那一年的长沙城，也许人心是乱得不能再乱。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巡抚张亮基在慌乱中终于镇定下来，开始筹划一系列城防事宜。一大批罗泽南熟悉的老朋友都汇集那里，左宗棠、郭嵩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同乡，与他同样提倡宋儒之学，又恰好要奉诏治团练的在籍侍郎曾国藩。当所有的要素汇集完毕，张亮基发出的那道让罗泽南赴长沙协助城防的檄文只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九
今天的我们不能想像一座被包围的城市的实际情态，就如我们不能想像在纳粹德国900天的围攻中，列宁格勒的人们是如何坚持的一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纪的湖南长沙城，属于那个时代的精英正在那里荟萃，一些将星将要在那里登场，并将以一种力量压倒另一种力量，从而在之后的数十年里影响到一个古老国家的走向。我们对历史可能发生的另一种选择也许就不会再抱有武断的必然性的想法。也许一切正如胡适所言，历史也正是一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完全有丰富的发展可能性。
在那里，罗泽南的那些为理学开新面目的思想终于与曾国藩的人学相会合，在一个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之时试图往其中充塞出新的生机。“物之得阳者亲上，物之得阴者亲下。飞也，动也，阳也；潜也，植也，阴也。……凡物之生死伏见鸣已，皆二气之消长也，是孰非阴阳之所充周者哉！”在这种思想里，罗泽南虽然继承了程朱关于理气的说法，以“理”为“气”本，但是，理只有通过气，纲维天地的作用才能显示。“气”的作用被罗泽南大大提高了。 在这种对“气”的强调里，罗泽南的思想焕发出强烈的辩证精神，从而使他回到我们生机勃勃的上古，回到了那些隐含的朴素力量之中。他之所以能够用变易的观点看待历史和现实，肯定变革的合理性，认为“大经大法万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为则必随时而损益”，其来源正是从此处出发。
他那些艰难穷困的经历，也让他突破了“理”、“气”的限制，分外的强调二者合一对于人的作用。他说“气质之性，君子终不为所囿”，什么先天的气质，什么不平等的合法，对于追求真理的人而言，从本质上来说都是鬼打架，每个人都是一个完善的个人，即使有着先天的差异与不平，由于禀受的理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道德修养改变不好的气质，使天地之性得以恢复。在伟大的教育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上升为平等的个人。这些为前人开新面目的论述，似乎在阐明一个观点，我们所拥有的古老文明，能够简简单单地用一个“数千年之专制社会”予以否定吗？在漫长的历史中，那些先行者的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屈之人格，就可以以僵化的阶级论、庸俗的唯物论、唯利益论，轻轻地用红笔一气抹杀吗？
面对后世诸多学者的纷纭论述，面对曾经喧嚣一时的“历史决定论”，面对同样是可以轻轻巧巧就扣上的一顶“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巨型话语帽子，我们不妨看看这样的一段话：“人君杀人，非尽以刃杀之也，以其有杀人之政。其有杀人之政也，以其有杀人之心。暴敛横征，则杀人于赋税；峻法酷刑，则杀人于罪狱；工作频兴，则杀人于力役；兴兵构怨，则杀人于战争。”一连串的“杀人”将矛头直指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人君”——皇帝。更鲜明地指出，其“杀人之政”来源于人君的“杀人之心”，我不知道用充满愤懑的心情情写下这样尖锐话语的作者罗泽南，在看到后世对于他的评论时，会做何语，又能作何语。而我们也曾目睹唯物与阶级一说轻轻巧巧地抹去了民族的仇恨、文明的冲突、坚强的气节、复杂的人性，可今日的我们又能做何语？岂能做何语？

十
一些结果似乎事先就可料定，缺乏坚强理论支撑的太平军面对人才汇聚的长沙城，终不能有所作为，西王萧朝贵还毙命城下。而长沙腐败的官场也容不下曾国藩和罗泽南这样“迂腐”的书生，他们黯然退出长沙的勾心斗角，前往衡州练兵。在那里，一支军队正在以独特的面目逐步成形，并将在不远的时光中，在血海里成长、腐化、消亡。也正是从那里开始，曾国藩和他“讲求束伍技击之法，晨夕训练，湘勇自此始，而太平军之势日以沮。”
也许，在不同的时刻，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某个历史人物身上时，那些时代的特征虽已远去，我们却或许能穿透时光的阻隔，获得不同的感悟。同样，面对罗泽南的生平，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会把那些为当时人甚至当世人所看重的职衔、爵位略去，而直面那个人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和在这种特性上阐发出的史迹。对罗泽南之后数年的生活，钱基博仅用数语就已概括完毕。“泽南以所部与太平军角逐，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积功累擢官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布政使衔。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故所向有功。前后克城二十，大小二百余战。”血影刀光，不过如是。但是，当论及罗泽南的制敌之道时，钱氏则引用了罗泽南的自语——“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这区区数语中，在雅定淡泊的气度之后，谁也难知，其中隐藏了多少百战艰辛、险极而生的故事，隐藏了多少惨败后再度惨淡收拾、壮气孤胆的情怀。而此种以战炼修养、以修养入战的气度，古今名将，几人能够？
又是一年春来到，历历春风拂面去，自有人间起落浮沉无数、悲欢离合无数。所以近人鲁迅有诗云：“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但是在咸丰五年的三月，中原还在血沃之中，劲草已肥，春华未发。在那“九省通衢”的武昌，领布政使衔的罗泽南率所部随湖北巡抚胡林翼猛攻武昌洪山，一路进击，直抵城下。城下“枪炮雨集，中泽南左额，血流覆面，衣带均湿。驻马一时许，强立不移。”当返回军营的时刻，他身上的创伤愈发剧烈。这位裹创死战的教书先生似乎已经明白自己死期已至，竟然难以入眠。他想的是什么呢？今日的我们很难知晓。但是此情此景，居然令人不伦不类地联想到数十年后的香港，在太平洋战争那同样激烈的战火中，一个名为张爱玲的女作家以凄凉的笔调写道：“时代的列车轰轰地往前开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有惊心动魄……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和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对深具坚忍刻厉的宋儒之风的罗泽南而言，他当然不会拥有这样现代而华丽的孤独感，但是那动乱的背景与他身历的凄惨人生，在他正大光明的思想上依然会刻下尖刻的烙印。这烙印如此深沉，以至于这个坚定的男子在这生死交关之际，内心深处未尝没有些许遗憾，些许柔情。在那杀声震天的武昌，他或许会回忆自我的一生。这一生的不幸、一生的苦学、一生的奋斗，在那即将来临的死亡面前也许都将化为幻影。但是，更为强大而深沉的生命力量终究将他从由死亡带来的沮丧中拉回。在他临终的时刻，他汗出如沈，索来纸笔写下了最后的遗言：“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末
咸丰五年，用公元纪年就是1855年。距此四十年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国势衰退之趋向已彻底无法挽回。而距此五十五年后，汉人之革命再度席卷天下，满清崩溃，民国成立。中国于大变动中渐趋自强，开始步入漫长的复兴之旅。在翻天覆地的变化里，那湘乡县里走出来的一代人的事业，随着世易时移，俱做东流逝水，了无踪影。但是，从忧患中立起来的精神，却正如“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的铮铮之语，不会随着时光的变迁而轻易流逝。
在荒芜的历史道路上，罗泽南只是一个沉没在荒草中的名字。如果我们再回首这个人的一生，会看到他经历了众多身份的变迁，从穷苦的读书人到补上的县学生，从湘中的宿儒到杀人的名将。在这人生的历程中，他家人频丧，无有天伦，不幸到了极点；他予以天下为己任，力图振兴名教，却终因后继者实践的失败而连带失败，被现代的中国扫荡殆尽；他历艰辛训练的军队，由于忠诚的学生战死，终被分化瓦解，更腐化为烧杀掳掠的工具；他苦心开创了事业，但并未享受成功，一切已化为乌有。如果说梦想为人创造着发展的动力，他则是分外艰苦地在发展中创造梦想。但是一切一切，都失败了。失败得那样彻底，以至于今天看来，他的作为，实在可谓一事无成，于今毫无助益；他的思想，只是在维系一个暮色帝国的残生；甚至他的命运，由于那个时代的黑暗，更已永陷于黑暗。
但是，就在那一片黑暗之中，这个人却有一点光明的精神。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无论时代的狂飙巨浪怎样一波一波地撞击亿万苍生，这个人只是紧守住自己心头的那一点火，并试图用这点微弱的火光来影响别人，在他的那点火光下，后人梁启超评论说“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就是这一点火，让一门被视为“空疏无用”的学问被视为“有用之学”，让中国文化能够呈现出最后一点光明的生机，并绵延后世。而在这种种表象之后，是一个孤苦之书生在混乱时势、昏腐朝野中个人的真坚持，是一种“虽千万人亦往矣”的儒家真精神，是我华夏传统文化中独立自由之精神、坚强不屈之人格的真体现。
这就是罗泽南，他有属于他的光明与黑暗。我们也将有我们的光明与黑暗。而在明暗之汇聚处，在人生千变万变之间，其不变者，其实只有那一点“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