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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曾孙曾昭棉先生回忆在家乡的日子
——居乡纪事
作者：曾昭棉
编者按：曾昭棉先生是曾国藩次子纪鸿之孙，1916年出生，已90高龄，2005年还在儿女们陪同下回乡参观了富厚堂，并在富厚堂住了一晚。
１９３８—１９５０年这１２年间，我生活在湘乡县荷塘乡（今属双峰县荷叶镇），其中大部分时间是住在金塘湾我岳父家，但也经常回富厚堂去，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乡间情况混乱多变，现将所见所闻，分述如下。
一、 回乡的经过
１９３８年下半年，当时上海、南京均已沦陷，许多厂矿单位纷纷迁来长沙，南京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在长沙黄土岭建了一个很大的厂子，我考入该厂，当实习员，月薪２０元，干了约两个月。我有一个叫周杏生的亲戚，当时他在湖南公路局工作。有一天，他对我讲，湖北公路局要建立一个无线电报通讯网络，招聘无线电技术人员，如果我愿意去，他可以介绍，月薪６０元，是我当时工资的三倍，我便决定去。湖北公路局来联系的人对我说，现在武汉形势已很紧张，公路局归军令部指挥，专门修建临时公路，供应部队和战时物资的运输，要建立六七个无线电报台，要我负责采购一批建台物资。当时我们厂里正生产无线电报发报机，我便买了８部发报机和一些天线绝缘子等，一同去了武汉。同行的还有两位服务员，一位是黎升耀，长沙人，另一位是胡耀瀛，浏阳人。
到了汉口，我们住在湖北省银行内。当时湖北公路局局长是周凤九，全国有名的公路专家，他为人清正廉洁，不损公肥私，只在每条临时公路完成任务后，请全体员工在杏花楼大吃一餐，我去后也吃过两次。在武汉只搞了两个多月，情况十分危急，局里要电台先撤离，去新沟，离武汉二十里地。我们在那里租了一间民房，架好天线，继续通报。只住了三四天，便看见路上有很多逃难的人，起先还有搬运大件行李的，又过了一两天，便看见逃难的人，都只背个小包袱匆匆行走了。这时局里来了人，叫我们立即回汉口去，准备撤退，清理东西。我们回到汉口，取了一台备用机和一些收发报用的纸，便和局里的人乘汽车一起撤离了。到了新沟，将天线拆了，行李整理好，付了房租，便和房东握手告别了。沿途经过长江埠、应城、襄樊、沙洋。沙洋有一个电台，我们在那里吃了晚饭，和当地电台的人员一起上了车，当晚抵达沙市。第二天，局里召集全体员工开了一次会，说明今后的去向。一是去重庆，等候国家安排；二是去附近的湖北公安县，与湖南公路局合并工作；三是现在局势很混乱，有愿意离职回家的，可申请离职，局里发三个月工资的离职费，可由各人自主。我因连日奔波，身感不适，同时我从长沙带来的一个工人名朱廷富的，那日他到沙市江边去看，回来告诉我说，这里有小轮船到南县，朱也是双峰老家的人，问我回不回去。我即决定回长沙去，写了离职报告。局里批了，当即发给我三个月工资１８０元，又发了２０元的路费共２００元，这在当时也是一笔小财产了。有的同事对我说，现在路上很乱，还是请局里给你开个通行证好些，于是请局里发给我一个黄边军人符号，属校字级别，他当即填了湖北公路局无线电台台长的职务。
我和同事们握手告别后，和朱廷富一起来到江边。这时船已快开了，我们没有打票就上了船。人很多，舱内已坐满了，我们便坐在甲板上。旁边还有一位穿长衫的先生，也带了两个工人同坐在一起，坐着无事，大家免不了扯谈。那人问我去哪里，我说回长沙去，他说他也先到长沙再经衡阳。他又问我尊姓大名，我说姓曾名昭棉。他听后说，有个叫曾昭亿的你认不认识，我听了感到惊异地说，我大哥就叫曾昭亿。他又问，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告诉他是上海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前身）。他听后很高兴地和我握手，说没想到在逃难中遇到老同学的亲人；这时船上售票的过来了，我正准备买票，他却站起来买了五张票，给我两张。我将票钱给他，他一定不肯收，并说以后路上的费用都由他来付。当晚就到了南县。这里我来过多次，很熟，就找了一栋从前住过的旅社，开了一间六个床位的房间。将行李放好后，那人说今晚要好好吃一餐。我带他们来到一个较大的酒楼，他点了许多菜，大吃一顿。第二天坐小轮船来到长沙，一路上都是他付的费用，我当时感到有点意外，他为何如此大方。后来朱廷富告诉我，说那两个工人告诉他，说他们的主人是铁路局的会计主任，这点钱将来都可以报销的，不必介意。到了长沙后，他们急于去火车站打票，大家便握手告别了。后来去昆明，我又去拜访过他一次，可惜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到了长沙，我们先回到松桂园家里，才知道家里人都已走了，又到八姐（宝荀）家，只见大门上一把锁，最后找到艺芳女校，才见到一个守门的老头，也是老家人。他告诉我说，校长（宝荪）和二老爷（约农）都已去香港了，学校已经停办，他在这里守屋，九老爷（昭楗）一家去洞口，三老爷（昭权）和八姑太全家都去杨家滩，大姑太和四老爷（昭杭）两家都回富厚堂去了。这时我才知道长沙已经没有亲人了。第二天，我到精益中医院看了病，开了三剂药，便决计也回富厚堂去，随即坐轮船到湘潭，再坐轿，两天后回到了富厚堂。
二、 回乡后的见闻
回到富厚堂，最先出来的是爱山四哥（昭杭）。在他家里谈了一阵，他便带我到思云馆，看到了大姐夫妇，她们住在右边正房，我便住左边正房。
（一）、 富厚堂概貌
我是第一次回乡，也是第一次见到乡间的老式大建筑。它坐落在今双峰县荷叶镇，占地面积四万余平方米，大门前面是一条麻石铺的过道，长约百余米，过道两端，各有一扇大门，门上书有“宅东门”和“宅西门”，但只有砖砌的门框而没有门。过道前面有半人高的石墙，正中半圆形向外，外面是一个约十多亩的大池塘，塘周围种了许多棕榈树。富厚堂的大门在过道的正中，大门上竖了一块红底金字的直匾，上书“毅勇侯第”四个大字。进大门后两边是门房，再进去便是一块大坪，中间是麻石路，两边各有一个大花坛。花坛两边则是走廊，麻石路的尽头有石台阶，上去便是主建筑了。前面是横排三扇大门，左右两端，各有一扇大门相对应，正中大门上，有曾纪泽书写的门联，上联是“清芬世守”，下联是“盛德日新”。正中大门进去是一过道厅，厅的上端一块大匾“八本堂”，上书有“读古书以训诂为本”等，再进一张大门便是第二进了，中间也是一过道，两边各有一个院子，有栏杆围着，再进去便是正堂屋了，堂屋上端又有一块大横匾，上书“勋高柱石”四个大字。后面是一神龛，内有祖先的神主牌位，神龛上端有几张大相片，为我曾祖（曾国藩）、伯祖（曾纪泽）、祖父（纪鸿）夫妇等人之像。又在二进大门的墙上，贴着慈禧太后书写的“福寿”二字。前进左端大门内是求阙斋，两间长方形的房子，门上有“求阙斋”的匾。通过过道是一个花园，有一条弯曲石阶梯上去，又有一栋横排五间的房子，大门上也有一块匾曰“思云馆”。正中是堂屋，挂着两块木刻对联。上联是“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下联是“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都是文正公亲笔书写再雕刻的，字用浅绿色涂的。从左边上山便是富厚堂的后山了。山顶有小三层的楼，俗称“炮台”，大概是作瞭望用的。山上树木很多，长得很茂盛。前进右端大门右侧，有两间房，前方有一排数房，因大门是方型的，通称八方门，楼上的结构和楼下基本相同，求阙斋和八方门以及正中大门楼上三层是藏书楼，书非常多，一般不让人上去。
（二）、 曾氏家人在富厚堂聚居的情况
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是房子于同治年间建成后，欧阳太夫人携带曾纪泽等家眷来住，我祖父纪鸿后来也来了，大约住了年把就去南京了。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后，在祖母郭太夫人所写《避难始末记》的著作中，有“次年辛亥七月，余诚格继杨文鼎任来抚湘，未久而鄂省八月十九日兵变反正……九月初一凌晨，六侄妇陈氏寓武昌逢乱逃归，来余处述武昌情形。话未竟，忽一女仆仓慌进曰，大西门毁矣……此夜人心惴惴，天明陆续登舟，十七抵家，次年儿辈均归，各述所历艰辛”等，这一次是祖母和我父辈在家聚居，约四五年又都返回长沙等地去了。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爆发，武汉沦陷后，住长沙家人纷纷离开，四哥一家及我大姐夫妇和周干妈一同回到富坨，我比他们稍迟也回去了，这是第一批。约在１９４０年左右，祥姐和九姐夫妇也由长沙、重庆等地来富坨，这是第二批。１９４２年香港沦陷，三姐、二哥也回到富坨，此后三哥全家及八姐一家都从杨家滩迁来，昭柯夫妇经缅甸等地逃回，九哥一家从洞口回，还有明德、艺芳的老师也迁来两家，是最后一批，富厚堂全住满了。直到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便又陆续地都走了。富厚堂建成于清同治六年，到现在已有１３０多年了，而曾氏家人聚居在此的时间共计不过１５年左右，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的。
（三）、 经济委员会
我回乡后，１９３９年冬由族侄曾大方介绍与金塘湾王家二小姐王成坤结婚。以后就一直住在她家，认识了当地许多青年朋友，多是曾氏族人，大家玩得很好。有一次聚谈，说到乡下的乱抓壮丁及乱摊派问题，大家对此都感到气愤。所谓抓壮丁指的是征兵工作，在抗战初期，大家对参军去打日本鬼子是很积极的。但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节节败退，而且不打日寇，反而要打共产党，很多人都不愿应征了。于是一些乡保长和当地劣绅借此乱抓壮丁，进行敲诈勒索，有少数穷苦农民被搞得家破人亡的。乱摊派更是名目繁多，不堪负担，大家认为应当组织起来，禁止这些行为，于是成立了一个“经济委员会”。也没有开什么会，只是要大家遇到熟人就谈我们的这个想法，要大家对不该出的乱摊费用就不要出，不该被征兵的就不去，有困难找经济委员会。有位族侄叫曾少达的又向我讲，做这种事没有强有力的后台是不行的，要我向曾约农去谈谈。我便去富厚堂，向约农二哥谈了这件事，他听后对我说，你们做得对，我支持。我回去向大家谈了，于是大家都放心干，到处游说，但也只是在我们住的两个保上行动而已。可这样一来就惹恼了我们那个保上的保长彭达生和个别劣绅，因为断了他们的财路。不久彭保长就放出口风，说要抓我去当壮丁，我把这消息又告诉约农二哥。他说，你不要管他说什么，只管放手干。又过了几天，忽然听说彭达生被永丰的团防局长杨子澄抓去了。当时团防局是维持地方治安的机构，这个杨子澄又名杨道南，从二十年代起就在永丰任团防局长，是一个维持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人，特别是在１９２７年“马日事变”后，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农会积极分子，罪恶累累。但他维护地方治安，严厉禁赌，抓了聚众赌博的，有钱的不罚款，要打屁股，无钱的则不打而要罚款，罚的款全部捐给梓门渡船所修理渡船。在１９４４年日寇犯湘，永丰沦陷后，团防局改编为抗敌自卫队，杨任四大队队长，同日军开展游击战，作战奋勇，斩获颇多。据说他还有一种怪办法，抓到坏人，经过证实，有时不打也不关，只逼着要他吃一筒屎就放了，所以坏人都怕他。他就是这么个在当地毁誉不一的人。这次彭达生被抓去后，只隔一天就放回来了，依然神气十足，满不在乎。但过了几天又被抓去了，两天后才放回。这次回来后他便垂头丧气了，躲在家里再也不敢出来。曾少达笑着跑来对我说，彭这次是吃了两筒屎才放回来的。我又去富厚堂，将这事告诉二哥，他听后只是笑笑，没说什么。我也不便追问，但可以肯定是他帮了经济委员会的忙。我对吃屎的传说不太相信，但少达说这是真的。办经济委员会的当初，也不过是几个青年人一时冲动之举。
不料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却帮了我一个大忙。解放后我在省广播电台工作，因历史交代清楚，所以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搞到我身上来。但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却逃不脱了，由于我是曾国藩的后裔，有些人就大肆鼓动群众对我进行批斗。最后他们到双峰，请了两位农民同志来。一位姓陈，是住在富厚堂附近的，另一位姓杨，是金塘湾那一保的农会干部。批斗者以为这一次一定可以把我拉到乡下去斗，永远不得翻身了，在电台大礼堂开了一次斗争大会，连我爱人也拉去了。一开始那些人就大喊口号，命令我们跪下，先是姓陈的农民发言，他谈的是富厚堂过去的一些事，如说曾家有很多人都信仰基督教和抗战时期请美国军官来富厚堂吃饭等事，根本就没有谈到我个人身上来。接着是姓杨的农民发言，起初谈解放后他组织农民协会，如何批斗地主，搞土改等雷厉风行，惩办了许多地主及坏人。这时批斗者以为这次我一定逃不脱了，又大喊打倒我的口号。谁知姓杨的口风一转，说他们是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实事求是，决不放走一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他用手指着我说，像他这个人，虽然是地主家庭出身，但过去在乡下也还是做了一件有益于人民的事。接着他就谈到经济委员会的事，说当时将那个保长惩罚一下，大快人心。这时他头偏向我们，用手示意要我们站起来，使整个礼堂的人都惊呆了。最后他又讲了几句话，斗争大会就结束了。那些想要斗倒我的人，也知道他们的想法落空了，以后再也没有对我进行批斗了。
（四）、 广西文史馆来富厚堂借阅《李秀成自述》的情况
１９４４年春的一个阴雨天，富厚堂来了两乘轿子，下来两个人，由约农二哥出面接待。他们是广西文史馆的吕集义先生和一位照像师，事先已和曾家联系好，要来抄阅《李秀成自述》亲笔件，得到曾约农同意后才来的。当晚安排他们在富厚堂住宿，第二天由二哥将《自述》从藏书楼取出，在求阙斋给他们观阅，并同意抄写拍照，但嘱咐不得有丝毫污损。二哥离开后，就要富厚堂的众兄弟轮流陪着他们观看，抄看完后由陪护的兄弟将原件送还二哥，第二天再由另一兄弟陪护，每日如此。我也有幸陪同一次，五天后抄拍完毕，他们就回广西去了。１９５６年由梁岵庐先生向吕集义先生借来，用《自述》真迹照片刊印出版。
（五）、 美国军官来富厚堂参观情况
我们乡下是处于湘乡、湘潭、衡山、衡阳四县交界的地方，多为山区。抗战时期，有各种游击队和武装部队往来驻扎在这一带，所以驻华美军也派了四五个军官来这里，名义上是军事顾问，实际上是来学习游击战。当地政府安排他们住在衡山白果市一幢私人小洋楼里，房主是当地一位大户人家，已经逃难到外地去了。当时我的一位亲姐夫名于熙俭的，在白果市的白山中学教英语。他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翻译家，武昌文华大学毕业，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很多书，分别在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出版，后又去南京，任英国大使馆翻译。南京沦陷后，他随使馆去重庆，后因我姐姐患重病，他才离职来到富厚堂。白山中学知道他英文很好，特聘请他去教英语课，当时他在家也闲着无事，便同意去了。白果离富坨约三十余里，只能在校寄宿，每星期回家一二次。美国军官去白果后，因语言不通，当地就请他去和美军会面。那些美军见到有能讲英语如此流利的中国人感到非常惊异。以后经常往来，于熙俭告诉他们，说富厚堂会讲英语的人很多，他们听了便想去富厚堂参观，托于熙俭去联系，曾约农表示欢迎。
来到富厚堂后，他们第一次见这种古老的中国建筑，很是激动，二哥办了一桌酒菜请他们。席间三姐、二哥讲的都是纯粹的英国英语，其余众多的兄弟嫂子们，有的是在美国留学的，大多都是大学毕业的，个个都能讲点英语，使他们如同回到美国一样。饭后带他们到各处参观一下，后来到了一藏书楼上，那里有曾纪泽从英、法等国带回的外国书籍，还有前不久从艺芳女校运回的英文书，这些美军看得爱不释手，几乎不想下楼了。后来他们又来过几次，有一次吃醉了酒，是用轿子抬回去的。
这些美军在白果也没有住多久。有一次听说日军从附近经过，他们跟随当地的游击队一同去作战。游击队占领了一个山头，向日寇开枪，敌人猛烈还击，美军官中有一人被打死，此后不久他们就被召回去了。
（六）、曾约农居乡数事
曾约农属于旧社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人正直，爱国爱民，居乡数年，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简述如下：
１． 临危不惧
１９３９年我在乡下结婚后，大多时间住在金塘湾岳父家，但也经常回富厚堂暂住。１９４５年上半年，日军正向衡阳方向进攻，乡间情况极为混乱，所以我和家里人又住到富厚堂去了。有一天约农正在发平粜（所谓平粜，就是以极低的价格将米卖给穷苦百姓），忽有人来报讯，说日军已经到了猫坳，离富厚堂只有两里多路。大家非常紧张，约农将全家召集到大厅上，告诉大家不要慌张，先作好准备，将要紧的物件清理好，太太小姐们换穿粗布衣服，可先到文吉堂暂避，当时他妹妹曾宝荀一家住在那里。他因今天发平粜，决计不走，如果日本鬼子进了屋，他决计义不受辱，将以身殉国的，要大家快走。后据陆续出去打听的人回来说，到了猫坳并不是日本军队，而是从白果、新桥等地逃来的人，大多数是一些中学的师生。原来日军是从白果附近经过，向衡阳方向开去，当地许多人纷纷出逃，虚惊一场。
２． 调解各路游击队之间的纠纷
当时各种名目的游击队极多，有国民党的，有地方武装力量的，还有帮会组织及占山为王的土匪，彼此间为争地盘常起纠纷。有次为了调解他们之间的争执，约定在湘潭县某地开会，约农带了昭柯同去，劝大家一致以抗日为重，不要彼此间火并，不管什么组织，对打日本鬼子这一点都是真心实意的。经过调解后，他们也都安定下来了。
３． 整理社仓积谷等事
很早以来，中国民间无论城乡都有一些慈善机构，如孤儿院、育婴堂及社仓积谷等。所谓积谷，是指农村在每年秋收后，由一些比较富裕的大户捐助一些谷米，存放在特定的仓库内。这仓库不属于任何私人，而是属于社会的，所以称为社仓。到了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开仓将这些谷子发给贫苦农民，酌量总还要留下一点。因此年年积累，积谷的数量就愈来愈多。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年复一年，积谷的管理就被一些坏乡保长及劣绅所把持，他们巧立名目，损公肥私，发放给平民百姓的少得可怜，大部分则被他们中饱私囊了。至于育婴堂等，听说也发生买卖幼儿的事。因此约农和地方上大家商量，将积谷数量重新登记，由平民百姓公举正直可靠的人来管理，使贫苦农民能得到实惠。随后他还对育婴堂也进行了整顿。
４． 庆祝胜利、五修族谱及约农生日
１９４５年８月份，日本无条件投降，约农听到这消息后，立即令人举着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牌子，敲锣打鼓，沿途燃放鞭炮，庆祝胜利。后又在荷叶大坪竹亭公祠举行庆祝胜利大会，全乡一片欢腾。
抗战胜利后，曾氏族人想续修族谱，公推约农主持。修谱是一种封建宗族活动，但对史学研究也提供了不少参考史料，有一些难得的史料便是从族谱中寻出来的。过去听说族谱是每三十年一修，但实际上往往是经过大的动乱后才续修，曾氏四修族谱是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修的，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事变平定后开始修的。这一次是抗战八年胜利后修的，所以是五修族谱。修谱工作是在富厚堂举办，一些族人参加，曾伯贤就是其中之一，１９４６年修成。我得到了一整套，共十余本，完全是中国旧式装订，用一紫红色木箱装着，上有提手，箱门上刻有绿色的“大界曾氏五修族谱”几个字。我当时正患病，住在金塘湾，将谱收藏在楼上。解放后也不敢将其带出来，现不知落入谁人手中，这也是一件有收藏价值的文物。１９４５年农历１０月１７日是约农五十岁生日。因他调解游击队之间的冲突，整顿社仓积谷与育婴堂以及发放平粜等，为地方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荷塘及铜梁两乡人民为他送匾祝寿，来了几百人，热闹了一天。那两块匾，一块是“乡邦蒙庆”，一块是“念祖兴仁”。约农本不喜搞这套，这两块匾在富厚堂从未挂过。１９４６年后他和宝荪两人便回长沙，重办艺芳女校去了。
（七）、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蒋介石又发动内战。乡下的情况仍然十分混乱，有些游击队并未解散，在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期间，帮会组织也很猖獗。这时党的地下组织也开始活动起来了。他们通过熟人之间的谈话，宣传党的政策，要大家准备迎接解放。这些人中有些是我爱人成坤的小时同学，有些是她在湘乡县读书时认识的。有一位名叫陈门奖的同志，是地区地下组织的一员。有一天，他来到金塘湾，和我们一起谈话，说党的政策是：不管什么人，只要从现在真心拥护党，解放后都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安排工作等，同时还鼓励有条件的申请加入党组织。当时我有一位族弟曾世逸也在坐，后来他去联系参加组织，未即刻批准。我自己知道是富厚堂的，在乡下还不具备条件，只是听了他的谈话，心里放心多了。还有曾伯贤也是地下党组织的成员。１９４９年上半年，乡下还未解放，我当时在由是小学教课，这时党派来了三个先遣人员叫武工队，年纪都不大，都是河南人，住在学校里，和我们都讲得来，他们都是随军南下的，还到金塘湾我家来玩过一次，不久就都走了。到１９５０年，乡间已解放，成立了农会，这时曾伯贤在由是任校长，我已没有教课了，到下半年曾伯贤对我说，你该走了，继续住在乡下对你不利。于是我先去长沙，随后将家眷也接来长沙，结束了居乡生活。
（八）、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记述
大约是在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有位族叔名曾海鳌的从热河回到乡下。他是陆军讲武堂毕业，当过团长、高级参谋、公安局长、县长等职，一直是在甘肃、热河等地工作，退休后回到老家，住在安吉堂，离金塘湾只里多路。因他见闻极广，我常去他家，听他谈些过去的历史，很是有味。有一次，他谈到在甘肃绥靖公署当军法官时，办理过一件被捕的共产党员的案件，即解放后任中央领导同志之一的谢觉哉，经过几次审问，他了解到谢老的古学很好，年纪也不小了，两人又谈得来，就将谢老定为无罪，释放了。
解放后，１９５０年，那时我已去长沙，听乡下来人说，曾海鳌因当过伪县长、公安局长等职，人民政府将他抓了要镇压。在受审时，他谈了过去救过谢老的事，并请求让他写信给谢觉哉，证实这件事。但当时刚解放，他并不知道谢老的通讯处，只能写了一封请中央人民政府转交的信。这封信几经周折才到谢老的手中，已经过了几个月了。镇反运动已经开始，因为没有回信，便将他在乡下鲵鱼坝砂洲坪枪决了。谢觉哉接到曾海鳌的信后，即刻派人来湖南证实此事，但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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